财经观察员韩洋撰文指出，在即将过去的2015年，中国提出的很多新政都会影响未来中国经济走势。这一观点值得关注。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十二五”期间，在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主要经济体走势分化背景下，中国经济运行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

“十二五”前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0%。总体上看，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看起来比以前有所放缓，但这是在很高基数上实现的增长，而且是质量效益稳步提高的增长。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较，中国仍然处于绝对领跑者地位。

2014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63.6万亿元，折合10.4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份额达到13.3%，比2010年提高4.1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上半年中国依然保持了7%的增长速度，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占约30%。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600405,股吧)。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率，国际社会多以中肯的态度来评价。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兼高级副总裁考什克•巴苏表示，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一些问题，但从中长期来看，中国依然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为世界经济艰难复苏所作的贡献有目共睹。事实上，在即将过去的2015年，中央政府提出的很多新政都会影响未来中国经济走势。

1、习近平经济学

习近平经济学代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提高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中体现的治理经济新思路。

澎湃新闻称，11月，习近平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国内，中央深改组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相继召开；国外，先是出访越南、新加坡，又赴土耳其和菲律宾，分别参加G20和APEC峰会。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场合，经济话题都是习近平关注的焦点之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已经6次集中谈起中国经济。

11月18日，习近平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时表示，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十三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至少也要达到6.5%。”习近平在就“十三五”规划建议作说明时的这句话一发布，立刻引来关注。这个速度慢吗？当然，与之前许多年10%左右的增速相比是慢了些，但对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的中国而言，确实不算慢！

不过，相对于增速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争论，大家开始更多地关心经济深层的变化：为啥以前支撑经济增长的动能就不行了，新的动能都有啥？在11月15日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习近平就专门分析了这一问题。

他说，“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已经接近尾声，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同时，发展不平衡问题远未解决，现有经济治理机制和架构的缺陷逐渐显现。”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世界经济整体动力不足。

习近平此言看似是在给世界经济把脉，但对中国经济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经济“正经历新旧动能转化的阵痛”。

那么，新的增长动力表现如何，怎样去培育？习近平也给了权威判断：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加快形成。为什么这么说？首先要得益于经济结构出现的新变化。今年前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60%，服务业比重超过50%，高技术产业增速明显快于整体工业。

一个楼市、一个股市，跟咱老百姓(603883,股吧)的生活密切相关。11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就专门提到了它们。

对楼市，他说，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

对股市，他说，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

话虽不多，但透露出楼市和股市改革的重要信号。

先说楼市。今年以来，即便有限购取消、降准、降息等利好政策，一些三四线城市仍然面临比较大的楼市库存压力。据媒体此前报道，2014年我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已经突破6亿平方米。毋庸置疑，房地产的疲软肯定会影响到我国的宏观经济，甚至给经济的复苏会带来影响。对此，短期“去库存”，长期“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不仅将促使房地产业回暖，也有助于人口、产业、住房的良性循环发展。

去库存的方向已定，接下来将出台哪些政策，我们拭目以待。

除楼市外，习近平在此次讲话中提到的股市问题，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今年6月以来，中国股市曾出现异常波动，很多人的财富大幅缩水，也暴露出了不少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发展资本市场，首先“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保障股票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此前提下才能实现“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目标。

可以预见，未来的股市将更重视防范风险，更重视推进资本市场制度改革，更加重视保护投资者权益，整体的改革也有望提速。

2、经济新常态

近两年，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平稳运行。继去年系统阐述“新常态”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多次对“新常态”作出重要表述。习近平要求，中国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战略定力，树立发展信心，走出一条发展新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所谓“新”，就是我们找到一个新增长平台，有一套新发展方式和新机制。同时使增长能够稳定下来，而且充满活力，具有可持续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常态”。“新常态”下，速度变化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是速度背后结构的变化、增长动力的变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宣告了镶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统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

高投资带来的高能耗与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社会经济冲突以及过度管制带来的创新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和民族复兴的绊脚石。

人民深深认识到，大改革和大调整是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唯一选择。这种“大改革”与“大调整”共识的形成是“新常态”带给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最大礼物，在世界性结构改革的大浪潮中给予了中国良好的机遇期。

中国在GDP稳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时，其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国需求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开始全面显现。

一是在市场上出现全面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生产效率的提升有效对冲着各种成本的上升，使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并没有下降；

二是消费开始上台阶，中国消费规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长，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

三是中国的“世界工厂”开始与中国的“世界市场”相对接，在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下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度上扬。

2014年和2015年对中国经济来说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的35年经济呈现出一种发展态势，在这之后的20—30年可能是另一种态势。所以当前我们正处在转折之中。

经济“新常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增速的“新常态”，另一方面是发展模式的“新常态”。

关于增速的新常态，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7%左右，这既不是周期性的，也不是外在因素决定的，而是趋势性的，是有内在原因的，并且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而关于发展模式的“新常态”，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经济结构调整正在发生。

经济增长潜力的一般规律首先，经济增长存在各国通用的普遍规律，即潜在经济增长率与人均GDP负相关。也就是说，穷国的潜在增长率高于富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原因是在有资源制约条件下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根据这个规律，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只是先后的问题，由于穷国可以有追赶效应，所以最终各国经济水平会趋同。当然在现实中，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并不完全一样。

例如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民众收入水平很低，但是经济增速并不快，而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因此，要使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是需要条件的，比如改革开放。

人均GDP水平与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对应关系。如果我们把经济发展阶段按照人均GDP分成5个阶段，即低收入、低中等收入、中等收入、高中等收入、高收入阶段。

那么从历史数据和跨国数据来看，大致可以得出以下潜在增长率的对应关系：低收入国家有8%以上的潜在高增长率，低中等收入国家对应着6%～7%的潜在中高增长率，中等收入国家对应着5%～6%的潜在中等增长率，中高等收入国家对应着4%～5%的潜在中低增长率，发达国家对应的是只有3%左右的潜在低增长率。

中国目前属于低中等收入到中等收入之间，所以对应的潜在增长率是6%～7%。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速进入“新常态”，从高增速区间进入中高增速区间，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对此判断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中国目前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人均GDP是多少，这是一个定量的问题。

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影响经济增速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劳动人口占比的高峰出现在2010年，之后逐年下降。从绝对值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人口数量在2011年达到最高峰，之后逐年减少。

2014年还有两个标志性的指标，就是人口老龄化的指标，一是65岁以上人口占比第一次超过10%，二是60岁以上人口占比第一次超过15%。

从长期来看，这样的人口结构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很严重的问题。日本的情况可以作为借鉴，严重的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的缺乏加剧了日本经济的衰退。但从短期来看，单从就业方面来考虑，劳动人口的下降减少了眼前的就业压力。

因此，一方面，长期和短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劳动力总量在减少，但仍有很大的结构调整潜力，因为我们仍然有2.4亿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农业并不需要这么多劳动力。但是要把其中一部分人转移到工业或者服务业，并不那么容易。

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正在进行当中，当然，我们希望调整能够更快些。

其中第三产业占比在逐年上升。根据统计局的数字，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是46.1%，经过第三次经济普查后调整为46.9%。

事实上每次普查后第三产业的比重都会上升，因为服务业容易被低估。2014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是48.2%，很快就会超过50%。而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只有9.2%，30%的劳动力只产生了9.2%的GDP。1/3的生产力对应的收入当然也只有1/3

。因此，第一产业的问题是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否则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报酬就无法提升。

需求结构调整。从GDP支出分解来看，消费、投资、进出口这三架拉动经济需求的马车也在调整。2007年，我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为9%，非常之高。经过这几年的调整，现在降到了3%以下，已经属于正常范围。

此外，消费增长超过GDP增长，而且因为种种原因，我国的消费有可能被低估。因此，需求的结构也在调整中。

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从数据来看，我国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以后基本上逐年下降，2014年降到0.469。尽管这个数字还比较高，但是确实是在逐年下降。这些年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上涨较快，有两位数的年增长率。

而这个上涨跟前面所述的人口结构变化是吻合的。劳动供给在减少，而经济还在不断增长，因此工资就会上涨。非熟练工人工资的上涨是使基尼系数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需要主动作为。经济新常态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为转方式、调结构提供根本动力。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认为，全面深化改革不是修修补补的体制机制调整，而是自我革命式的全面革新。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的破除，将打破利益固化籓篱，解除限制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激发经济活力；经济增长机制转换和宏观调控体系完善，将为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和根本保障。

“伴随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微观活力将进一步释放，新的增长引擎将被打造出来，我国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将具备更坚实的制度基础、更充沛的动力源泉。”

3、供给侧改革

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自11月10日到18日，前后九天，中央四次提及“供给侧改革”，这一概念也成为时下经济领域最火热的词汇。

分析认为，推动供给侧改革势必将对我国经济结构产生巨大变化，我国经济将从传统的重需求管理、重短期刺激，转变为供给、需求“两手抓”，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有望翻开新篇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认为，人们通常把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规模、配置效率、技术水平等作为供给面的因素。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大体上是能够促进这些供给面因素增长和改善的措施。

传统意义上，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属于“需求侧”的三大需求。而与之对应的是“供给侧”。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分析指出，就我国目前经济状况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专家表示，以前我国消费动力不够，因而要刺激需求。现在有了消费动力，但供给的产品却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更重要的是，一味刺激需求会带来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而“供给侧改革”，能改善相关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5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改革增加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高效投入；二是通过改革促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知识增长等要素升级；三是通过改革培育企业、创业者、创新型地区或园区、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创新型政府等主体；四是通过改革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五是通过改革淘汰落后产业、培育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业和新产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表示，中央强调“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要把宏观调控从需求侧全面转向供给侧，而是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做好供求平衡。供给和需求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缺一不可，而且要对称平衡才能维持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过去，我们过多强调了需求侧管理，忽略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苏剑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最直接、最简单的是减税，还包括制度改革、对外开放、鼓励产业升级、鼓励创新和创业等诸多方面。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表示，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实践来看，我国在“反周期”总量调控为主的需求管理轨道上，继续可用的调控手段和作用空间已明显受限，需要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供给侧，正确地把握和改善环境、机制，更加强调“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认为，一是宏观调控的理念更加全面，供求并重、长短结合。二是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三是随着各项改革措施逐步到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制度基础将进一步夯实，生产、消费、进出口将进一步优化，社会活力将被进一步激发。四是有望真正形成有中国人自己特色的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供给侧改革势必推动我国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而这也将带动现代服务业等现代产业的加快发展，并逐步取代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成为我国新的经济支柱。

目前，国内消费比重在国民经济占比重越来越大，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服务经济占主导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同时说明未来将更大力度提供服务业供给侧。对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机遇，综合近期券商观点认为，医疗服务、体育服务、教育服务、休闲娱乐等四大领域成为券商普遍看好的现代服务业细分领域，相关行业也有望迎来巨大投资机会。

4、一带一路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

在经历了近两年的谋划和推进之后，“一带一路”战略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意义。对外，它是我国构建新的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思路，对内，它是我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有力保障。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其动力在供给方面主要是通过要素投入，特别是“劳动力红利”的充分利用获得的；在需求方面主要是借助投资和进出口形成的。

然而，自2010年之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降低表明，经济转型不再是一个未来的选项，而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变到中高速增长，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已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战略。

问题在于，如何获得实现这种转型的动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实现这一转型的一个动力源泉，除此之外，深化和拓展对外开放也是获得经济转型动力的重要源泉。

然而，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陷入低迷，寻求经济转型成为世界性的课题；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新兴市场化国家崛起，对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提出新的要求。

这些新形势对我国的对外开放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开辟对外开放的新局面，成为深化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一带一路”就是适应这一形势，推动深化对外开放的新战略。

“一带一路”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及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因此，“一带一路”的构想是一个全新的对外开放战略，它把过去主权国家间外在的贸易联系整合为一种内在的依存关系，从而实现生产力在一个更大范围的融合和发展。

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沿线所有国家都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会。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无疑也会注入新的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地方经济都得到了快速增长，但地方经济不平衡问题也逐渐凸显。

如果说中国经济正面临着转型，那么地方经济不仅要实现转型，而且落后地区还要实现赶超。

从理论上讲,当形成地方经济之间不平衡的局面时，或者以经济增长的收敛缓慢地缩小差距，或者借助某些重大的发展机会快速地实现赶超。

比如，黑龙江省虽然在改革开放后也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在全国的经济格局中目前处于较为落后的地位。因此，缩小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成为黑龙江省的战略目标。

“一带一路”能够提供给黑龙江省的最大机会是，在拓展的路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上，黑龙江省有着地缘和资源方面的优势，如果能够顺利开辟丝绸之路经济带，那么黑龙江省就从地处边远的位置变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一个中间环节，这无疑将给黑龙江省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

从全国来看，各省、自治区及直辖市，都可以根据各自的自然禀赋，借助“一带一路”历史机遇，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5、亚投行

亚投行筹备工作组副组长陈欢表示，预计亚投行在12月底前可满足开业条件，开业仪式定在明年1月中旬。

陈欢表示，已有12个成员国通过亚投行的章程审批，印度和俄罗斯或将在12月中旬完成批准。

亚投行第一年发债规模预计在1亿至5亿美元之间，可能在无评级的情况下先发债。亚投行融资货币仍首选美元，部分项目会考虑人民币的融资需求，亚投行经营初期的业务以能源、交通、农村发展、城市发展、物流为主。

回顾亚投行筹建，美国在2014年筹建初期阶段提出反对意见，但亚投行最终获得美国许多重要盟友的支持，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等。

去年10月首批22个域内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在京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后，亚投行便进入吸纳新成员和谈判《亚投行协定》的快速推进期，意向创始成员国数量迅速增加到57个，涵盖亚洲、大洋洲、欧洲、拉美、非洲等五大洲。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机构ISAS高级研究员库克称：“如此多的国家签约，意味着亚投行的管理工作将相当复杂。加入的国家越多，相互较量的利益就越多，每个成员国都希望亚投行能够更多地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但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次巨大的外交和战略胜利。”

《亚投行协定》谈判也高效推进，中国与印度、哈萨克斯坦、新加坡等国联合主持了5次亚投行首席谈判代表会议，最终商定《亚投行协定》。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算，2010-2020年亚太地区的基建融资将高达8万亿美元。如果将已在规划中的项目和优先考虑的项目计入其中，亚太地区每年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约为7，500亿美元。

而牛津经济研究的一项预测也表明，在未来10年中，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可能每年增长7-8%。到2025年年底，该地区的基建投资将占到全球的60%。

具体来说，中国2012年的基建支出占世界的22%，到2025时将达到36.4%。亚洲新兴市场，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其基建投资占全球的比重也将从2012年的30.4%增加至2025年的47.7%。

届时，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占到全球的近一半，这意味着未来的基建投资重点将从西方转向东方。

为了满足这一需求，也为了能更好地利用其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已明确表示，亚投行将为在亚洲的基建提供融资。

未来，亚投行将与“一带一路”战略相互配合，这不仅将帮助中国资本和经济发展经验走出去，并将促进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的建设。

6、丝路基金

丝路基金是指为了重新盘活丝绸之路而设立的一项旨在发展亚欧陆上经济的专项基金，由中国于2014年11月正式设立。

对于丝路基金,丝路基金副总经理王丹在是次大会上介绍说,丝路基金去年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北京注册成立,定位为中长期的开发性投资基金,致力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多边双边互联互通。

目前,丝路基金首个投资项目,将投资入股三峡集团控股的三峡南亚公司,为巴基斯坦清洁能源项目——吉拉姆河流域的卡洛特水电站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首个投资项目充分展示了丝路基金的投资理念。”王丹表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是丝路基金寻求投融资机会的重要区域之一;丝路基金与三峡集团合作支持巴基斯坦电力开发,体现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

亚洲是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在过去几十年里不仅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GDP总量从1980年不到全球的五分之一上升到目前的三分之一,而且在社会发展和减贫方面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王丹表示,亚洲大部分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当前同样面临经济增速下滑问题,解决基础设施投融资缺口、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成为亚洲的迫切任务。中国成立丝路基金,是希望利用中国的资金实力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这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基础设施投融资、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实际行动。

王丹指出,丝路基金可以看作是比一般PE投资期限更长的PE,运作上坚持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的原则,秉承商业化运作、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投资理念。

“尽管丝路基金不是多边金融机构,但丝路基金是开放的。”王丹说,期待与区域内外的多边开发机构,包括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其他投资者开展多元化的投融资合作。（商业见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