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家林沛理撰文指出,住屋问题是一个要用政治手段解决的题。在这个问题上,梁振英上任以来,也的确显示更大的政治决心(political will)——他最近斩钉截铁地拒绝为楼市“减辣”就是一例。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问题是城市不是股市,怎可以用熊市和牛市一类的二分法来界定?更何况经济与政治从来密不可分。一个城市奉行什么经济制度,往往是政治角力和博弈的结果。所谓经济制度,说穿了,就是游戏规则。既是游戏,必定有赢家和输家。赢家如何挖空心思捍卫制度,输家怎样费尽力气改变制度,构成政治的实质和基本内容。
自由市场制度正是由政府决策实施
今日香港内耗不断,跟整个社会在经济上呈两极化(economic polarization)大有关系。香港人的收入与财富严重不公平分配,因为市场上出现寡头垄断(oligarchy)。那即是说,某些人在市场上拥有过大的权力;而如何分配和运用(或者滥用)权力。
这也是曾任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现任教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罗拔-莱许(Robert Reich)在新书《拯救资本主义》(Saving Capitalism: For the Many, Not the Few)提出的观点。他的立场很清晰:政府必须介入市场拨乱反正。政府介入市场当然是政治决定,但将自由市场这个概念实践又何尝不是?我们今日视自由市场为理所当然,乃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实它是经政府的决策过程加诸于我们身上的一种制度。莱许提醒我们:“政府介入,不是干扰自由市场运作。自由市场根本就由政府一手建立。”(Government doesn"t intrude on the free market. It creates the market.)
对那些呼吁政府坚守积极不干预政策的死硬派来说,这是当头棒喝。回归前,港英政府就是以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为借口,在经济学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等人的理论掩护下,让大地产商长期赚取远高于正常和合理的回报——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Paul Krugman)称这种来自缺乏真正竞争的暴利为super-normal returns。
崇尚小政府的美国前总统列根说过,市民不要奢望政府帮他们解决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问题所在(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香港的房地产市场的寡头垄断就算不是政府一手造成,它也难辞其咎。试比较政府对待地产商与烟草商截然不同的态度。政府对烟草商穷追猛打甚至赶尽杀绝,固然是为了要保障公众健康;但地产商令香港的经济泡沫化,香港的产业变成“只懂得玩一种戏法的小马”(one-trick pony);更加剧社会分化,令很多香港人“无家可归”。它损人以自肥的行为,其实与烟草商、军火制造商,以至快餐连锁店和软饮料公司这些盈利丰厚但制造大量社会成本和“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的企业无异。为什么政府可以让它“逍遥法外”?
归根究柢,住屋问题是一个要用政治手段解决的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梁振英上任以来,也的确显示了更大的政治决心(political will)——他最近斩钉截铁地拒绝为楼市“减辣”就是一例。一场精彩的battle of wills早已展开。(来源: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