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长楼继伟16日在《人民日报》刊文指出，要防止超出财政承受能力，以拔苗助长的方式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提高保障待遇水平，避免重蹈一些国家陷入“高福利陷阱”的覆辙。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楼继伟第一次针对“高福利陷阱”问题公开发声。

　　“十三五”建议发布后，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发行了权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

　　其中，楼继伟撰文《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中国社保制度建设必须“立足基本国情，以保基本为优选目标，防止高福利倾向”。

　　欧债危机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反思高福利对于国家长远发展的负面作用。《南方都市报》11月9日的社论指出，“高福利陷阱”近年来在中国是一个出现频率颇高的词汇。什么是“高福利陷阱”?便成为了一个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

　　专家普遍认为，欧债危机之所以爆发，欧洲国家普遍推行的高福利分配模式和高标准社会保障体系，对造成长期国家财政赤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资料显示，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支出占G D P的比重约为30%，有的国家甚至将近50%。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体系能够提高居民生活品质。一旦经济增速放缓，财政不堪重负，政府举债度日时，就可能酿成主权债务危机，进而影响民生，并诱发社会动荡。

　　不过，对于这种反思欧洲高福利制度的观点，国内反应也并不是完全统一。《大河报》曾刊发署名何勇海的评论指出，对于楼继伟部长的这个提法，像笔者一样，绝大多数网友在新闻后跟帖表示“这个玩笑开大了”，因为要避免高福利倾向或陷阱，要先得有高福利水平。然而现在，我们的社保制度，远远没有达到高福利的程度，即使是在“十三五”期间，我们的社保制度建设，也只是处于向高福利追求的过程当中，在弥补历史的“欠账”，要防止高福利倾向或陷阱，恐怕仍是一种奢谈。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曾指出，欧债危机以来，有学者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这些国家的高福利，并提出中国需要防止高福利风险。他认为，中国已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我国仍处于较低的福利阶段，远不是所谓的“高福利”问题。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不存在“福利陷阱”的风险，而且有利于实现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楼继伟的文章也谈到了中国的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他在文章中称，“十二五”时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日趋健全，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保障人群持续增加，保障水平也明显提高；但必须看到，“目前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和运行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职工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3.1亿和4.7亿，比2010年底增长34.8%和319.6%。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三项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超过13亿，总参保率在95%以上。其他社会保障制度受益人群也不断增加。

　　楼继伟在16日的文章中再次强调，目前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和运行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人口老龄化、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背景下，这些矛盾和问题会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

　　首先，社会保险制度没有体现精算平衡原则，基金财务可持续性较差。

　　楼继伟分析称，“十二五”时期，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年均增长18.6%，收入年均增长12%，支出比收入增幅高出6.6个百分点；全国职工医保基金和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支出增幅比收入增幅分别高出2.5和5个百分点。

　　此外，中国政府、企业、个人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责任分担机制不合理，收入保障和提供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职责过度向政府集中，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服务机构运行机制比较僵化。

　　楼继伟特别指出，中国当前不同的社会保障政策之间以及社会保障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的衔接配套有待加强，碎片化问题突出。这就要求进一步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