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教授 钟伟

在过去的十年，最痛苦的生活是活在许小年的研究报告中。从《没有温度的高烧——评2003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到《回到萨伊——评供给侧政策》许教授一直对中国经济持批评和悲观的判断。许多判断不一定是对的，但悲观者的悲观在一片喧嚣之中有其独特的价值。因为小年坚持了逻辑和常识。让我们从点滴小事，看目前异常热闹的供给侧政策。

马桶盖回流。2015年中国消费市场尚好，但并未出现类似中国游客到日本旅游，暴买马桶盖等原产于中国的许多物品。这让人不得不考虑，为什么中国消费者在充斥各种琳琅满目马桶盖的中国不暴买，而是要到日本去这样做？其中隐含的逻辑是什么？价格差异？品质差异？消费者信心的差异？也许在2005年，中国消费者在海外购买了超过万亿人民币的类似马桶盖的各类商品。

苹果手机热卖。在苹果手机出现之前，智能手机市场已饱和且竞争激烈。但是谁都没有想象到，苹果手机横空出世，引发持续热卖，同时也导致一些创新和竞争能力较弱的手机厂商被收购甚至出局。苹果手机不仅带来了全新的苹果公司，重新清洗了行业排序和生态链，同时也挖深了手机市场容量。这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什么是传统产业和产能过剩？什么是创新和转型？令人关注的是，目前苹果产品的销售开始出现颓势。

日本的教训。传说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经济，在去世之前，特地致信其在中国的好友，传递其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建议。从日本的经验和教训而言，日本增长转型不太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偏重需求侧管理，总是试图刺激需求稳增长，最终却耽搁了转型创新，却也未能稳增长，滋生了沉重的政府债务包袱。青木建议中国应该更多关注供给侧政策，细节如何，坊间语焉不详。

也许是这些琐碎的小事，使得供给侧政策在中国大热。这些琐事，和从宏观、学理层面理解供给侧政策大不同。供给侧政策和里根主义有关系吗？由于里根曾启用过一批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所以很容易将供给侧政策和里根主义挂钩。许多研究认为，供给学派在1980年代美国的实践并不成功，它带来了美国政府债台高筑。后来美国经济学家曼昆曾公开批评供给学派以减税为核心的政策主张，是江湖术士式的不入流。

看起来还是回归琐事之中的常识，来观察供给政策的应有之义比较好。青木在提醒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但很显然，从许小年式的逻辑看，刺激需求稳增长的宏观政策，无法改善资源配置，而是相反。也就是说，创新和转型，是无法用货币政策的松紧，还是财政政策发力或减税来达成。宏观政策最多只是为转型创新提供一些环境与氛围，但基本上不可能改善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反而有可能付出加杠杆的代价。因此，强调供给侧政策，几乎意味着稳增长的需求政策，应该到了逐渐收敛，让市场出清的地步。

苹果手机在提醒什么？也许提醒我们，任何创新都是基于传统而不是颠覆传统，对苹果产品所涉及的技术创新的含金量，素来存在不同理解，但这不影响苹果产品创造的奇迹。当下苹果产品增势的放缓，恰恰也显示了创新红利的消退。对中国而言，先进制造、互联网+等等，都有其价值，但我们转型创新的出发点，仍然无法脱离传统产业和既有产能。如果我们环视现代人工作和生活中所涉及的物品，其中90%在100年前很可能都不曾存在，或者已深刻改观。什么是供给侧政策？从许小年式的逻辑看，回到萨伊，让创新供给自动地创造需求，就如同苹果手机的横空出世一样。

马桶盖在提醒什么？消费环境给予消费者的信心，似乎比产品本身更重要。价格不是决定消费者持消费热情的唯一因素，中国生产的马桶盖，通过怎样的品控，物流，商超，售后，税收环节，到达中国消费者手中，才能激发消费者的暴买热情？中国实体经济的“综合体制运行成本”是不是过高？

悲观者的价值在于，从常识和逻辑出发，可以看到，并不存在四两拨千斤、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策创新。所谓供给侧政策，最核心的内容大约是两部曲，首先寻找到底哪些政府部门、产业和企业的要素配置效率是低效率的？停止对它们的持续输血，让这些部门能有序收缩甚至出局；其次在于回到萨伊，让有效供给能够在中国的经济制度土壤之上发芽壮大。到了天地不仁，向死而生，摆脱对包括贬值手段在内的货币政策，包括减税手段在内的财政政策的过高的持续依赖。任何不涉及要素配置效率改善的政策，无论命名其为需求侧、供给侧还是其他名词，都是对转型创新的虚与委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