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谷趋势》严九元撰文指出，风险越大，改革的推进就会越慎重。外界期待 2016年“供给侧改革”能够轰轰烈烈，恐怕是不现实的。中央为 2016年的经济中国定调是“稳中求进”，稳字当头，不得急行。通过比较“权威人士”前后对经济政策总体思路两次描述，我们可以发现微妙的差别，其中透露的信息耐人寻味。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新年伊始，当习近平在“山城”重庆考察港口和高新企业时，人民日报 4日在头版刊发了重磅文章，由“权威人士”来解析当下热火朝天的“供给侧改革”。

这篇文章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关注。主要原因有三：

1.自习近平在2015 年11月的中央财经工作小组会议提出“供给侧改革”以来，外界对这一新提法议论纷纷，存在多种解读。而“供给侧改革”是 2016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官方选择在年初刊发此文，显然是确保改革方向在设定的轨道上运行。

2.“权威人士”的身份比较特殊。 2015年5 月，人民日报同样在头版刊发《五问中国经济》，出面回答的同样是高深莫测的“权威人士”。人民日报旗下公号“侠客岛”对此解释：“ ‘权威人士 ’出现的基本语境是，这件事很重要，需要由高级别领导人来发表看法，但又不方便挑明了说。 ”

3.2016年中国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即使保持 6.5%的增长底线也面临严峻挑战，外界希望更深入了解高层对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以及具体对策，这是人民日报文章受到关注的另一重原因。

接下来的问题是，“权威人士”关于“供给侧改革”和中国经济的说法透露了哪些值得关注的信号？

“供给侧改革”提法出现以来，引发多种解读，甚至出现了“计划经济回潮”、“企业破产引发下岗潮”等声音。某种程度程度上，人民日报的文章就是回答，“供给侧改革”不是什么和是什么？

“权威人士”开口的第一句话便是“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在有各种解读”，其潜台词是——接下来才是正确的解读。

先看看“供给侧改革”不是什么？文章提到的有两点：

1“供给侧改革”不是实行需求紧缩 。

2“供给侧改革”不是新的“计划经济”。

不是实行需求紧缩，暗示政府在投资和消费刺激方面的力度不会减弱；而否定“新计划经济”的标签，则是为了论证改革措施的合法性。

文中一共有四次出现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字眼，多次强调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这从反面也印证了社会对“有形之手”过于强悍的担忧。

先破后立，对于“供给侧改革”是什么的问题，“权威人士”的回答很明确，有这么几点值得留意：

1.“供给侧改革” 是接下来经济治理的主攻方向。这是“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后，选择的经济治理药方”。

2.“供给侧改革”的五大重点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3. 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根本解决之道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说到底，“供给侧改革”是为了解决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问题。经济学家周其仁曾计算， 2007年第一季度，中国GDP的季度增长折成年率是 15.2%，到2015 年第三季度是 6.9%。换言之，不到十年，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增长速度去掉了一半以上。这样的下滑趋势，无疑令人担心。

2016年中国经济走势如何？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会呈“V”型走势，随着房地产投资回暖和刺激政策的见效，中国经济增速或会在在下半年反弹，呈现前低后高的“ V”字型。

不过，在《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文中，权威人士得出的判断是“在当前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 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 L型增长阶段。”

这显示，在高层看来，短期内暂时看不到经济反弹的动力，对于 2016年经济增速继续下滑已做好心理准备。高层为十三五期间设定的增长底线是 6.5%，这个增速或构成设想中的“ L”的底部。让中国经济软着陆，是“供给侧改革”的目标。

减税的力度有多大，关系着“供给侧改革”的决心有多大。

对于明年的财政政策，“权威人士”的表述为“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但重点和力度有所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对企业实行减税，并用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的办法弥补收支缺口。”财政政策用力的方向很明确，即减税。

在回头看看 2015年5 月，“权威人士”同样在《五问中国经济》中阐释“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增加公共支出的同时，加大降税清费力度。”减税也被提及了，但其重要性显然不如这一次。

对企业减税，将是明年财政政策的重点，也是检验“供给侧改革”力度的真正标尺。经济学家马光远此前警告：“减税减负是美国供给学派的真正内涵和精髓，如果中国的供给经济学和美国的供给学派学习，最该学习的就是减税。如果再不给企业减负，明年出现企业倒闭潮，一切就来不及了。”

面对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严峻现实，渣打银行预测， 2016年中国政府出台大规模刺激措施的可能性比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更大。

此前官方多次强调2008年4 万亿刺激力挽狂澜的正面效果，但这一次却罕见地承认 4万亿带来的弊端，“我国相当多的产能是在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期面向外需以及国内高速增长阶段形成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一些产能又有所扩大”。

既然去产能是“供给侧改革”的首要任务，那么再模仿 08年搞强刺激无异于火上浇油。

“权威人士”的表态也很明确 :中国不搞强刺激。因为“我国相当多的产能仅仅依靠刺激国内需求难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这就相当于准备了两桌饭，就来了一桌客人，使劲吃也吃不完。”、“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 V型反弹”。

不过，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是底线，一旦显现出断崖式下跌的迹象，影响波及于经济之外领域，也许届时“微调”随时可能升级为“强刺激”。

该篇文章值得注意，还在于官方第一次提及“供给侧改革”的风险。

自“供给侧改革”一词进入主流议程以来，媒体大多是论证该项改革的必要和正确，但对其中的风险，则甚少提及。

但市场已经注意到该项改革的可能风险。此前中金公司的一份报告称：“供给侧改革不利于短期经济增长。”

从历史上看，上世纪 80年代撒切尔夫人在国内实行供给侧改革，启动初期陷入阵痛，失业率由 1979年的5.30% 攀升至1984年 5月的11.90% 。既然欲在供给侧重新洗牌，必然实行市场出清，随之而来的企业关门、员工下岗等都是无法回避的棘手问题。

此次，官方媒体首次分析了“供给侧改革”存在的风险。“权威人士”的说法是，“供给侧改革”可能会导致一些企业“关门倒闭，引发职工下岗失业、收入降低等”。特别是“个别产能过剩严重的地区会出现职工集中下岗和财政支出困难”。

“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必然会带来一些冲击，而且这些冲击很可能会从经济领域延伸到社会领域”。由此可见，“供给侧改革”的潜在风险不可谓不大，一旦延伸至社会领域，更具有不可预测性。

风险越大，改革的推进就会越慎重。外界期待 2016年“供给侧改革”能够轰轰烈烈，恐怕是不现实的。中央为 2016年的经济中国定调是“稳中求进”，稳字当头，不得急行。

通过比较“权威人士”前后对经济政策总体思路两次描述，我们可以发现微妙的差别，其中透露的信息耐人寻味。

2015年5 月的《五问中国经济》中，“权威人士”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思路概括为“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一共三点。

而在最新的文章中，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思路的表述则为“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两相比较，这一次多出了“产业政策要准”和“改革政策要实”两项。

何谓“产业政策要准”？文章的解释是“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对企业加以引导，而不是去确定具体项目，或选择把钱投向哪一家企业。”

“权威人士”此次新增“产业政策要准”，至少透露了 2个信息：

1.随着“供给侧改革”的铺开，将会变动大量的产业政策，产能过剩的产业和新兴战略产业这两类产业会是重点。

2.产业政策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执行，此前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执行上手伸得太长，致使政策初衷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警告地方政府“不要去确定具体项目”。

此外，作为 2016年经济改革的行动指南，强调“改革政策要实”固然必要，但某种程度也从侧面印证了“政令不通”的顽疾。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的裹足不前对经济改革构成了严重的窒碍，“供给侧改革”的推动者同样不得不带着镣铐跳舞。（文章来源：《智谷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