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宏观策略分析师戴险峰撰文指出，在全球复苏持续乏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持续减缓，需要寻找一切有效的办法来应对。将需求端和供给侧对立起来的做法是教条且没有意义的。各种"学派"或"主义"背后都有长期发展形成的思想精髓。正如西尔克（Silk）在1980年所说："经济理论和政策正在经历重大变化，经济学的供给端和需求端获得更大的结合，使得长期与短期思想获得更大结合。" 放在今天的中国，实用主义的态度应该是采纳各家之长，协调短期需求管理与长期供给侧改革，以使中国经济平稳过渡。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宏观经济学一直都是颇具争议的领域，因为它与政策紧密相关。供给侧改革在最近被热议，并常被与供给学派经济学相比。这就有必要回顾供给学派及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并厘清相关概念。

宏观经济学的争议与发展

宏观经济学研究周期与增长问题，关注的是产出、就业与通胀等经济总量。因为与政策及各方利益息息相关，宏观经济学始终充满争议。对此，增长模型的创立者索罗是这样总结的：宏观经济学很复杂；宏观经济学背后有很多筹码；宏观经济学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很多既得利益，宏观经济学每天都在影响政策。

宏观经济学在近80年的发展历史中，经历了凯恩斯的"革命"、货币主义的"反革命"、新新古典综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对凯恩斯的回归，以及随后的再反思。

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源于凯恩斯。为解释大萧条，凯恩斯提出"有效需求"的概念，认为可以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来调节周期。这与之前的古典经济学思想相悖，因此被称为凯恩斯革命（Revolution），并引发了著名的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结果凯恩斯大获全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决策机构里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改变了这一切，并导致凯恩斯主义被抛弃。英国首相卡拉汉（Callaghan）在1976年说："我们以前认为可以通过花钱来解决衰退，可以通过降税和政府消费来增加就业。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你，这个选择已不存在。"而德国总理施密特则说："凯恩斯的时代过去了，因为今天的问题是通胀。"

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及供给学派等因此得以发展，并对凯恩斯主义进行批评。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卢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认为凯恩斯主义的计量模型没有考虑到人对政策的理性预期，从而犯有根本性错误。卢卡斯的理性预期模型则从人的偏好出发并考虑各种约束条件，被认为是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Counter Revolution）。

但是凯恩斯主义者发展出了新凯恩斯主义，通过工资与价格粘性来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与新古典学派抗衡。这就是著名的"咸水"（哈佛大学与MIT）与"淡水"（芝加哥大学）之争。

随后的新新古典综合（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则将新古典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结合，既使用了新古典学派的动态一般均衡，又综合了新凯恩斯主义的市场摩擦。它是当今美联储等机构制定政策的依据。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凯恩斯主义重新流行，但经济增长的长期疲弱也让大家再次反思，非主流的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设也得到了更多重视。

供给学派的实质

大家常说的供给学派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学术领袖是拉弗和蒙代尔。落实到政策实践中，供给学派就是减税。供给经济学因此就更象一个特定政策的学术标签，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后来布什在竞选时甚至用"巫术经济学"一词对之描述。

思想上，供给学派常会追溯到19世纪的萨伊定律，也即"供给创造需求"。古典经济学中，生产（也即供给）是人类经济生活最重要的因素，消费只是结果。从减税角度，供给学派则将他们的思想追溯到了14世纪的穆斯林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Khaldun认为，一个王朝破灭前往往出现高税率低收入的现象。里根在1981年的一次媒体会上也引用了Khaldun的话。

但这些思想落实到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理论中并没什么创新之处。古典经济学认为供给创造需求，因此侧重供给。凯恩斯认为需求创造供给，因此强调需求。二者强调的分别是长期和短期问题，彼此并不矛盾。针对短期的周期问题，凯恩斯强调用需求管理来熨平周期。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长期我们都死了"。而长期经济增长则由供给侧因素推动，这也是经济学家公认的经济增长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时的供给学派没有带来任何新元素。他们提出的建立激励机制来提高劳动参与率并激励投资，实际上等同于经济增长理论。经济活动终究是为了人们的消费并提高生活水平，而这就需要提高生产水平。生产水平则由资本、劳动力及全要素生产力等生产要素决定。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理论的范畴。

中国目前所谈的供给侧更多属于增长理论范畴的"供给侧"。

供给学派发展的土壤

供给学派的兴起是美国经济、政治及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一系列理论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

"滞涨"是供给学派兴起的经济土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发展。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更为各国实行货币宽松大开方便之门，通胀压力随之增加。1973年，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赎罪日战争引发石油禁运。原油价格一年内翻了4倍并在整个70年代都在上涨。这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很大，导致其出现了1974年到1975年的衰退。凯恩斯主义的赤字政策不但没起到刺激作用，反而造成滞涨。滞涨违背了凯恩斯主义失业与通胀不兼容的核心结论，为供给学派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土壤。

20世纪70年代围绕税收的政治斗争则使美国在政治上倾向于减税，这为供给学派提供了政治土壤。加州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一场围绕降低房产税的政治斗争，并在1978年6月6日通过减税法案。尽管此次斗争围绕的是加州的地方税，但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感受到了民众反抗高税收的巨大力量。而该法案的通过则表明了政府对减税的政治支持。这就改变了华盛顿在税法方面的政治博弈，并将共和党中的传统派与供给学派联合起来。

1978年美国国会议员施蒂格（Steiger）推行资本利得税的减税法案，并引发一场大辩论，吸引了一批重要的经济学家参与。费尔德斯坦积极撰写论文对减税进行论证，并且在国会论证中作证。他强烈认为降资本利得税可以刺激投资的增加，从而挽回减税带来的收入损失。关于资本利得税的争论，使供给学派经济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共和党内部那些强调降低政府开支的声音也在支持减税。他们认为不降税的话将很难降低政府花费。而加州房地产税的争论表明，选民其实也认为减税是降低政府浪费的有效手段。弗里德曼则说："限制政府花费的唯一有效手段就是限制政府的税收收入。"

AEI（美国企业研究院）、CBO（国会预算办公室）及JEC（联合经济顾问委员会）为供给学派提供了制度和机构土壤。AEI因为拉弗而成为供给学派的支持者。拉弗将"滞涨"归于1971年对金本位的放弃。他认为美元与黄金脱钩使货币政策失去约束，从而带来通胀。由于税收基于名义价值，人们的税务负担也随着通胀而上升。拉弗因此建议以紧缩的货币政策及降税来重建激励并增加货币需求。1974年AEI赞助拉佛组织了一个关于全球通胀的研讨会，并邀请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参加。这使得后来被称为供给学派的思想首次得到传播。这些思想在会后被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记者万尼斯蒂（Wanniski）总结并发表--他也经常被认为一手炮制出"供给学派"一词。AEI此后便开始为供给学派提供持续的支持。

预算办公室CBO因为美国政府的预算机制的变化而成立，也成为供给学派的支持者。在70年代，经济学家取代了会计师来制定政府预算，从而加大了对经济预测的需求。美国国会因此成立CBO来进行宏观经济预测。凯恩斯主义的失效以及新的预算过程的确立让供给学派的保罗•罗伯特看到机会来提倡供给端的财政政策，并推动CBO支持供给学派思想。

国会的JEC是与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相对应的机构，在70年代末也成为供给学派的支持者。JEC最初成员主要是凯恩斯主义者。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JEC开始越来越强调供给侧，认为当时美国经济问题的根源是缺乏储蓄和投资动力。到了20世纪80年代，JEC已彻底转变为供给学派。JEC的转变为供给学派赢得了尊重并促使共和党和民主党形成共识。

在学术、政治以及公众都支持减税的背景下，议员坎普（Kemp） 和参议员罗斯（Roth） 在1977年提出推行减税的坎普-罗斯法案（Kemp-Roth Fax Cuts），并在1978年引起广泛关注。1980年里根竞选，则采纳了坎普-罗斯法案的经济原则。

这样，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供给的核心政策减税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共识。

如何评价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兴起得益于里根经济学，其支持者认为供给学派的政策消除了滞涨，并带来随后的经济繁荣。他们会援引美国20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的两次减税（每次减税都伴随这经济的强劲增长），以及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强劲表现作为证明。他们还将德国和日本战后的经济繁荣归于两国多次实施的减税。而反对者则斥责供给学派实际就是政客对老百姓(603883,股吧)的欺骗，因为里根执政期间美国政府赤字不仅没降反而大幅上升。反对者甚至将其归于供给学派经济学家在学术上的不诚实，认为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知道减税实际上无法增加税收。

对此，供给学派则认为财政赤字的上升是因为军事开支以及通胀的过快下跌(通胀下跌降低了税基)，并指出通胀下跌如此之快恰恰是供给学派的一大贡献。按照简单的奥肯法则（Okun）计算，只有大萧条才会将当时的高通胀降下来，而里根政府治理通胀的经济代价则小得多。

关于供给学派政策效果的争议可能永远不会有定论，这是其政治属性决定的。仅就其理论或政策建议来看，所谓供给学派并不独特。即便如此，供给学派对供给侧改革的论证，尤其是更广泛地被称为里根经济学及撒切尔主义的一系列经济措施及思潮依然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20世纪70年代对凯恩斯主义的放弃，实际就是对"大政府"的批评。这似乎又回到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而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则获得胜利。布坎南就认为凯恩斯应该对战后的"大政府"现象负责任--各国政府就是因为凯恩斯才消除了对财政赤字的忌惮。撒切尔则对哈耶克推崇备至。"小政府"也就成为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里根推行减税，隐含的目标就是降低政府支出。里根和撒切尔还致力于放松监管，也是推行"小政府"。弗里德曼就指出，美国政府登记的监管法规的页数在尼克松执政期间翻了倍，而在里根任期则几乎减半。通胀方面，里根和撒切尔还都采纳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并成功地将通胀打压下去。

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思潮与其说是抛弃或者取代凯恩斯，不如说是经济学的进一步演绎，以及概念和理念上的进一步澄清。这其中包含了很多长期发展而得出的思想精髓。对之回顾，大概可总结出如下几点：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界限，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最有效率，政府则应该制定和维护规则，并且提供公共物品。货币主义治理通胀有效。供给侧的改革可以通过建立激励机制，改变人的行为，从而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短期波动，可以通过需求管理来熨平周期。

在全球复苏持续乏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持续减缓，需要寻找一切有效的办法来应对。将需求端和供给侧对立起来的做法是教条且没有意义的。各种"学派"或"主义"背后都有长期发展形成的思想精髓。正如西尔克（Silk）在1980年所说："经济理论和政策正在经历重大变化，经济学的供给端和需求端获得更大的结合，使得长期与短期思想获得更大结合。" 放在今天的中国，实用主义的态度应该是采纳各家之长，协调短期需求管理与长期供给侧改革，以使中国经济平稳过渡。（文章来源：《中国金融》2016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