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就有专家学者建议中国也得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学习，应该大面积地将封闭小区改为街区；而且，中国一些地方还进行过积极的探索、实践。譬如，在2011年7月，经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定通过了《广州市关于改善中心城区交通状况的实施方案》，其中提出“优化道路网的结构和布局，重点研究完善与城市干道相匹配的支路微循环系统，推进居住小区封闭市政道路对外开放工作”。

另外，改革开放之后，不计其数的中国人凡事几乎皆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为其思维向导、行动准则。

然而，2016年2月21日新华社经授权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后，其中的“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 、“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等条文，在舆论场上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弹，指责“权大于法”者有之，声称“屁股决定脑袋”者不少、担忧“业主人身财产安全”者甚多……换言之，在封闭小区变街区的事情上，反对或担忧的声音很多、很大。

诚然，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有关法律来看，像小区内的公共绿地和道路都属于业主共有。

但是，如果据此就“妄言”中央层面提出上述意见是“权大于法”、“屁股决定脑袋”，则属于浅薄、无知，甚至是别有用心。

首先，依照中国体制，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国务院，其提出诸如上述意见，体现的是政策或路线、方针之类的。也就是说，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普遍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必须履行其制定政策或路线、方针之类的职责。

其次，上述有关意见，仅是时隔37年后重启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配套文件；并且，其既是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体现，又是符合当今世界的潮流和发展趋势的正见。

再者，“依法治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方略，决定了在没有通过立法机关等有关方面的支持或同意之前，前述有关意见，就一定角度而言，仅是“一纸空文”，而不具有严格的法律意义。

换言之，出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有理有据，然在有关法律尚未作出修改之前，“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 、“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等条文，并不具有任何法律意义。

不过，依据某些特色或惯例，有的地方可能会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在封闭小区变街区的事情上搞成“大跃进”。

因何不能“大跃进”呢？

首要的原因是，封闭小区变街区的事情，目前民间反弹比较大。如果某些层面的官方或其它有关方面“霸王硬上弓”， 那么客观上一定会深化或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美丽中国的建立。

第二，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如果盲目地让封闭小区变街区，那么相当数量的业主，可能普遍会遇到人身财产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或担忧。包括安静宜居的生活环境等都会顿时被“破坏”。

例如，据《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报道，坐落于广州市番禺区的星河湾小区，早在2001年就建立开放式小区，却在2013年不得不在小区门口设置关闸，实行全封闭式管理，但“只限车，不限人”。在星河湾物业公布在网上的《封闭式管理方案》中写道，由于小区和市政道路交会处面积大，且配套商业街等经营场所，往来人员和车辆较多，“封闭式管理是为了满足业主的需求，也是为了方便管理。”

第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多机关或事业单位，在短期内十有八九不会让其自身变街区，以“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如果这样的单位都“拖拖拉拉”，那么让为数众多的业主同意、支持封闭小区变街区，必然会是困难重重。

第四，小区变街区涉及到规划等不少部门，一般不宜盲目地搞“大干快上”，而盲目地搞“大干快上”通常都会催生“大跃进”。

还有，有关法律的修改尚需时日。如果在此之前“盲动”、“献礼”——“大跃进”，那事实上就是对“依法治国”等方略的亵渎。即使有关法律修改完了，也不能搞“大跃进”，因为历史一再证明“大跃进”是害人害己害国家。

综上所述，笔者罗竖一认为，切勿将小区变街区搞成“大跃进”。否则，历史的悲剧将会在中华大地上重演。（文/罗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