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指出，世界经济尚未真正回稳，其中日本经济依然沉痾不起，这正是世界经济未能全面复苏的一个重要指标。去年日本GDP增长只得0.6%，前年更只有负0.1%，日经指数近来颇有波动，但从去年12月至今已下挫了17%;以美元计算，日本去年的名义GDP还比不上2008年金融海啸的那一年，可见安倍晋三虽三箭齐发，但看样子无一中的，箭箭皆空。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无论在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还是人口老化的程度，都与香港极为相似，甚或比香港领先半步，日本的情况在不少方面很可能是香港未来的写照，我们不可不防;而日本经济政策的成败经验，又恰好可成为香港的参考，我们或许可以从日本的失败中总结经验，避免实施一些错误政策。日本的反面经验，不但香港可总结吸收，对内地一样有参考价值。

安倍三箭 全数落空

2015年日本人民的年龄中位数是46.5岁，中国是36.8岁，香港是43.6岁(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事实书》的估计)，从这些数字可见，日本人口老化程度高于香港，更大幅度地高于中国内地，但从出生率和预期寿命看，日本与香港几乎没有差距，这意味日本只是进入老化期比香港为早，后者稍后便会追上今天的日本。至于中国，其老化程度则可能要数十年后才出现日本今天的局面。虽则如此，人口结构所带来的问题，往往要数十年才可化解，中国若要研判人口对日本经济的影响，现在并非太早。

安倍的三支箭是什么？

一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二是短线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三是对劳动市场及产品市场作一些改革，例如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前二者是典型的凯恩斯政策，目的是刺激短线需求，第三支箭则勉强可归纳为对经济的结构性改革，类似内地近来常提到的所谓“供应侧”(又称“供给侧”，supply side)政策，有别于凯恩斯的“需求侧”(demand side)政策。严格来说，安倍的第三支箭尚未完全射出，其结构性改革，根本没有大力推行，他做的，主要是在货币与财政政策上，正如新古典经济学家所相信的，此种政策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可以令问题更糟糕。

日本货币政策较早阶段是搞量化宽松，安倍委任了新的日本央行行长后，政策目标是要把通胀率推到2%，手段是降低利率，大量用新发行的钞票回购长期的 政府债券。这些政策的后果是日元大幅贬值，从2012年12月26日安倍担任首相起，至到2015年6月6日日元的低位，美元相对于日元共升值46.9% (即日元贬了约32%)，日经指数在同一期间也升了近97%，但若以美元计价，日经指数其实只升了34%左右，这个34%，可能相当大程度地是因为利率下 降至接近零所致。

今年1月，日本央行更把商业银行储备的利率压至负数，但市场对负利率的意义解读分歧，不少人认为这不可能持续，亦有认为是央行绝望下的举措。利率见 负，日元却反其道而行，今年1月31至4月30日，日元倒升14%，但强日元却使股市下挫了约10%。我们若把各时段的日元滙价与日经指数找来，容易见到 两者有很强的相关性，日元愈贬值，股价便愈高。

从上可见，宽松的货币政策对股市是有些影响， 但正如上文提到，GDP却是巍然不动，无论货币政策如何宽松，也无法对经济产生出长远影响。财政政策的效果则更加不济，安倍利用日本2011年地震后基建 须要修复的机会，大量增加政府开支，以图推高经济。不过，世上没有免费午餐，政府增加开支，意味她的赤字要加大，若要阻止此事发生，则须加税，日本的消费 增值税被迫从5%增至8%;甚至有种说法，认为她要增至10%才会达标。

加税虽对缩减赤字有利，但对经济却十分不妙。日本政府为何既要增加开支刺激经济，又要加税?这是她无可奈何的选择。1991年，日本政府欠债只占 GDP六成多，今天已升至230%;若非利率低企，光是还息，已令日本政府吃不消，她哪里还有空间多开支而又不加税以致造成更大的欠债?

工作态度 今非昔比

从GDP六成多的欠债率上升至230%，当中着实包含一些重要问题。过去20多年来，日本运用反周期的赤字预算财政政策不可谓不积极，否则欠债哪会 增加得如此多?有些相信凯恩斯政策的人认为，日本经济毫无起色，只是因为刺激政策力度不足，若再加大开支，终于也会有效果。我不认同此种观点，再扩大开 支，只会令日本的债务加剧，更难翻身。20多年的政策试验已足够长，是毋须再试了。

政府欠债增加到GDP的230%、负利率、量化宽松，在在都显示出日本政府已扭尽六壬，但于事无补，这很值得香港与中央政府的注意。内地近月强调要 走“供应侧”政策，《人民日报》在5月8日发表“权威人士”的访问，对过去一些刺激政策也不以为然，正是暗合新古典经济学的看法。

其实，反周期的刺激经济政策目的虽然是要稳定经济，在经济下行时要把它推高，在过热时把它冷却，但往往事与愿违，令经济波幅更大而不是更稳定。原因 何在?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后果并非是立竿见影的，它们的效果要经过颇长的时间才能浮现出来，政策制订者容易因为见不到所希望见到的结果而承受不了政治压力，从而过火地加大政策的力度;到政策最后出现效果时，时间已经不对，本须提振的经济那时可能已经变成须要冷却，须要冷却的变成须要提振，反周期的稳定政策成为了新的震荡的来源。金融海啸后，美国政府也试图增加几十亿美元的开支去挽救经济，但这些资金竟需时几年才能逐步用到，颇使人有贼过兴兵之感，但美国的情况绝非例外。

日本经济的困局与她的人口结构也有着重要的关系。她进入人口老化期比香港来得早，劳动人口减少，须要扶养的长者增加，但钱从何而来?年前香港政府的 长远财政计划工作小组(工作小组)评估了因人口老化而带来的医疗、福利种种新增的财政压力，并得出结论，若政府不早作准备，到了2042年，政府不但会用 尽储备，还会欠下大约等于到时GDP150%的巨债。当时的计算并无包括须要大幅用钱的任何形式的全民退休保障，也没有把日本的经验用作参考，但工作小组所得的计算结果，却是与日本的经验惊人地吻合。

搞了20多年，日本经济还在原地踏步，这对日本社会会带来什么冲击?日本在二三十年前早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人民生活水平高，但这是否意味日本人民 能顶得住经济长期停滞所带来的挫折感?我看未必。日本过去一些世界级品牌的产品似失去了光环，从前日本造的小汽车几乎独步天下，质量极佳，但近年常听到因 某些零件有问题而要回收。10多年前日本的不少电器用品声誉很好，但近年很多品牌已给南韩超过。在美国的家电商场，你会发现日本的电视机洗衣机等用品，已经沦为二流，售价远比南韩的便宜。

人的因素第一，日本人工作的认真态度，可能已不如前。经济若长期停顿，社会流动必然差劲，在这种条件下，人民工作的积极性会大打折扣。

我们可以更直接观察到日本人的心理状态。联合国委托萨克斯(Jeffrey Sachs)等人搞的快乐指数报告，内中数据显示日本人快乐程度的排名为世界第53名，比起排第50的意大利、第47的马来西亚，与第22的新加坡都要逊色。以日本经济与科技等的发展程度看来，她应该排名高得多，但这也显出日本人的挫折感确实存在。皮尔(Pew)研究中心做过调查，它发现60%的日本人认为现今经济很不妙(只有8%的中国人认为中国经济不好);更具启发性的是72%的日本人认为他们的子女将来的生活水平比不上他们。预期下一代过得比不上这一代，是很悲观的判断，但这正是日本人当今心情的如实反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