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现存技术，以10亿人口计数的中国，要想都过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资源和环境都支持不了。早有这么一说：全世界都要过上欧洲人的生活，需要三个地球;要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需要五个地球。可是，哪里有三五个地球?这才是中国人“明确悲观”的真正由来。

为什么经济学家看未来总是很悲观

已知的最好答案是“不确定”

经济学常常被看做一门忧郁的学问，看未来不那么明朗乐观。亚当·斯密还比较明确，认定只要提供充分的经济自由，看不见之手就能把人类带向一个更好的经济增长。他那个时代，英国工业革命蒸蒸日上，实践也支持看未来明确乐观的经济学。《国富论》最了不起的预见，是断定美国经济有远大前途，这点后来得到验证。

但是亚当·斯密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迅速展开所引发的矛盾，很多经济学家就不那么乐观了。最知名是马尔萨斯，相信人口增长会持久快于食物增长，所以未来一定麻烦，要靠饥荒、灾难、甚至战争等等来重建平衡。由此也给经济学打上忧郁的印记。

到了《共产党宣言》，一方面非常乐观，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类历史带来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生产力解放，同时又基于社会化生产力的爆发性增长，预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将灭亡。自那时起，这个大判断一直在经受检验，说资本主义要灭亡、却一直还没有灭亡的紧张挥之不去。

前苏联曾有几十年的乐观，不但证明“一国可建立社会主义”，而且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最辉煌是二战，用计划体制动员起来的工业能力成为反法西斯的物质基础。战后更乐观，赫鲁晓夫放言“一国建成共产主义”、“20年赶超美国”。可惜没得到验证，在和平时期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竞争中不但没胜出，还弄得一个经济停滞、体制僵化，到前苏联解体，不可能留下明确乐观看未来的遗产。

中国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搞建设，先学苏联，也乐观过，赶不上美国也要超英国。不幸大跃进遭挫，靠调整稳住脚跟，却又转向阶级斗争为纲，文革更把国民经济拉到崩溃边缘。逼到了无路可退，才有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当然改革开放也是看好未来，邓小平认为世界将有二三十年的和平，可让中国集中精力搞经济。1980年提出20年翻两番。中国做到了，进入新世纪头10年又翻了一番，翻成全球第二大。不过回看上世纪80年代的出发点实在很低，像我这样大学毕业参加农村调查研究的，当时要直面的实际，是“八亿人搞饭吃，饭还不够吃”。所以非改革不可，改又不易，解决一个问题又冒出一批，到今天也不能说完全改好了。怎样看未来、乐观还是悲观?老实讲当下问题数之不尽、纠缠不清，没功夫好好想将来。

为什么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理论上追到底，就是未来不确定。

教书要讲到预期，阐明人们行为受对未来看法的影响。我知道关于未来最好的理论答案，是“不确定性”，那还是奈特教授在1921年著作里提出来的。何谓“不确定性”?就是经验概率也推不出来将来一定会是个什么样，不妨干脆译成“莫测”。按奈特的原意，不确定性比“风险”来得严重，本质上不可测，用保险机制也对付不了。这与现代物理学家或有一拼，他们说观察一个处于纠缠态粒子时，无从预知究竟是什么，根本就“测不准”——“莫测”是也。不确定世界怎么应对?经济学得出了一些今天看来还站得住脚的结论，那就是离不开一套制度——法治、市场、财产权、合约、特别是股权合约。

“对未来严阵以待”

以上答案靠得住，但不好说完美。首先关于未来不确定、莫测，似乎没什么更多内容可说，导致对“人们怎样看未来影响其当下决策与行为”的忽视，降低对行为的理解力和解释力。其次，莫测无非“天有不测风云”，容易让人“预后不良”——似乎不确定总意味灾难来临。其实，不确定性也可能是意外惊喜，并不是单边确定的倒霉。

所以对“不确定”还可以解析。这方面，彼得·蒂尔的《从0到1》，对我有启发。作者把人们怎么看未来，构造成一个两维对两维的矩阵(明确/不明确，乐观/悲观)，得出了四个象限：明确乐观，不明确乐观，明确悲观，不明确悲观。然后他把“各国看待未来的方式”，装进了这个认知矩阵。当然不够严谨，因为“各国”都有一大票人，看未来的方式不尽相同，所以顶多是对各国主流看法的概括，少不了作者自己的主观印象。只是非严谨也有启发，冲击力还不小。

譬如他认为，“从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未来明确的乐观主义者都领导着西方世界”，而“1950-1970的美国”，更是有史以来“明确乐观主义”的当然代表。言之成理乎?蒸汽轮船、铁路、电报、大规模机械化、化学广泛应用、跨海隧道、地铁、陆地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从苏伊士到巴拿马运河开凿，所有这些改变人类生活的壮举，难道真是“被法术召唤”出来的吗?作为得天独厚的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美国自然禀赋丰裕，人口又不多，开荒种地吃饱饭、卖卖棉花烟草木材，对那代欧洲移民足够好了吧?为什么还要发明工厂流水线、造帝国大厦、建金门大桥、搞曼哈顿计划、投资洲际高速公路、还要实施阿波罗计划?更不要提无数民间的奇思怪想、胆大妄为之举。总之，没有哪一样是“纯自然”的，一概是人工、人为之物。人做事情之前，总受对未来看法的支配，难怪蒂尔先生把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美国，毫不犹豫划入看未来“明确乐观”的第一方阵。

不过，作者认为后来的美国转向了“不明确的乐观”。特征是“乐观、但又迷茫”，金融家取代科学家和工程师成为天之骄子，“财技”比科技更加耀眼，人们高估“机遇”，低估“规划”和持久努力，低储蓄、低投资、高消费，让金融、政治、哲学和人生一并蒙上不明确乐观色调，谁也不问究竟能不能持久。当然，作者以为“当下欧洲”更糟糕，受“不明确悲观”的支配，得过且过，眼看油瓶都倒了，议论半天也没见谁起来当真扶一扶。

读来最受刺激的，是这本书居然把“现在的中国”列为“明确悲观”之代表!为了不至曲解作者原意，容我给各位读段引文。

“一个对未来明确的悲观主义相信未来是可知的，但却是暗淡的，所以他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也许当今的中国是最典型的对未来明确的悲观主义者。美国人看见中国的经济迅猛增长，便认为中国是一个自信能够掌握自己未来的国家……其他国家都害怕中国将要统治整个世界，而中国是唯一一个认为自己不会统治世界的国家”(《从0到1》，中译本，第87页)。

根据什么呢?

“老一辈中国人孩童时都经历过饥荒，由此展望未来时，总会考虑到天灾。中国公众也知道’冬天’来临。局外人着迷于中国内部的巨大财富，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富有的中国人正努力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出国，贫穷一些的则能省就省，以求储备充足。中国各阶层人士都对未来严阵以待。”(同上书，第88页)。

其实自我划界，还归不到上述四个象限中的任何一个。勉强要划，不过是个另类而已——“埋头观察阐释经验现象，无暇顾及怎样看待未来”。任何人问我关于未来，“不确定”一了百了。这样久已习惯的思维定式，要不要有点反省呢?

让务实的明确乐观抬头

蒂尔先生认定中国人“明确悲观”的根据，我认为他找到最靠谱的理由，不是漫长文明史留下的思维定式，而是向前看不到明朗的前景。请看如下议论：

“对中国来说，最容易的发展方式就是不断学习已经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模式。中国现在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使用更多的火电，建更多的工厂和摩天大楼。由于人口数量巨大，资源价格不断攀升，没有什么办法能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完全赶得上世界那些最富有的国家，中国人也知道这一点”(《从0到1》，第87页)。

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现存技术，以10亿人口计数的中国，要想都过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资源和环境都支持不了。早有这么一说：全世界都要过上欧洲人的生活，需要三个地球;要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需要五个地球。可是，哪里有三五个地球?结论是不可能，这才是中国人“明确悲观”的真正由来。

要是照搬、仿制支持现有发达生活的技术，几亿人或许行，十几亿人、几十亿人断然不成。

环境已经发出了警告。倘若把经济开发的环境成本全部“内化”为价格，那么现代享受对多数人口注定贵不可及。谁能劝说人们安于“耕地靠牛、点灯靠油”的传统生活呢?继续向前现代化，要承认现存技术再先进也还不够先进。欲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现代化需求，研发不能停、创新不能止。如果我没误读，这也是《富足-未来比你想得还要好》一书的中心观点。此书作者彼得.戴曼迪斯是工程学背景的哈佛医学博士，又是美国商业太空领域的领军人物。带着他这本书在游学路上边看边议，堪称绝配，值得推荐给各位一试。

明确乐观的未来观，是一切经济、科技革命行为者的精神前提；可是只有当最神武的科技展示出多数人也可以过上富足生活的现实前景时，人们才可能普遍对未来抱有积极态度。

看来我们要面对一个闭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老问题要新解，我们在游学中感悟到一点，愿意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创新创业的最优主体既不是超大组织里所有人，也不是单枪匹马的先知先觉。最优创新组织是不大不小的“群”——同气相求容易达成共识，互相欣赏、互相切磋、互相鼓舞，组织成本不高就形成一致行动。群与群交互作用，行动出正果，就可以感染更多人群。这像生命一样，能够无中生有，是起于“一锅原生浓汤”，活跃分子凑到一起，闷在一块，高频互动，直到长出一个新结构。从这点看，革命、改革、建设，在发生学上是一样的。

一是发达经济体的前沿创新值得关注，中国人大可从中淘宝。二是想法比资源重要，因为每个时代的可用资源皆由想法决定。三是敢想敢做极有意义，而相信未来更好，是敢想敢干的前提。四是创新创业人群要主动对冲弥漫周遭的各种焦虑——增长焦虑、转型焦虑、教育文化焦虑、还有讲不明白的焦虑。

最后，小结几点分享。都有道理的吧，但仅凭焦虑杀不出重围。要让务实的明确乐观在中国抬头，先从创新创业的人群里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