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形下，奉劝哪些“半生不熟”的专家及幕僚，不要以“揣度喜好、避重就轻、歌功颂德“的奴学思维对上“灌米汤“、对下乱贴膏药。

“中国经济”与其出错牌不如不出

对于当下及今后中国的经济运行态势及特征，到底应该做出怎样的分析判定，各领域、各阶层人士仍有较大分歧和争议。不少财经官员及产经领域人士，似乎对未来经济走势感到更迷茫。在这种情形下，奉劝哪些“半生不熟”的专家及幕僚，不要以“揣度喜好、避重就轻、歌功颂德“的奴学思维对上“灌米汤“、对下乱贴膏药。

两大因素导致国内外经济运行处于“病态”

表面看，目前各方面对当前经济走势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悲观论调，盲目夸大危情，认为经济运行压力及金融风险不断加剧，结构性矛盾仍然顽固存在，国际大环境依然黯淡凄凉，因此对未来经济走势深感迷茫;另一种是谨慎乐观的态度，政府应加大对市场的干预能力，认为宏观经济运行最痛苦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开始出现向好苗头，市场供需平稳，就业弹性空间较大，GDP增长仍处于全球领先，中国经济运行正在走出困局。

这两种看法似乎都有充足的论据和例证，如果决策层面对诸多问题和矛盾“开方子、下单子”时“忽左忽右”，难免出现失效失灵的情形。

其实，这两种看法不存在哪个更合理、更切合实际，因为现阶段全球经济仍处于“滞涨期”，中国经济仍然深陷“迷局”，这种结果是两大因素所致：一是全球各大经济体市场供大于求、产能过剩的情况持续存在;二是全球各大经济体持久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货币泡沫泛滥。因此，现阶段国内外经济发展的不良态势，不是一国的行政力量及经济政策所能改变的。

对此，中国既不能恐慌，也不能掉以轻心，要认识到根本的问题在于：行政发力与市场自身的动能要形合力而不是相互抵消，并真正切合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

应正视十八大以来改革策略的得与失，及时修正纠偏。

十八届一中全会以来，新一届执政集团强势推进改革，中央政府密集出台了很多重大改革政策及落实举措，哪些是对的、是可行的，应继续加力;哪些不妥或者跑偏了，则应及时矫正纠错。在中国社会化、市场化民主监督机能尚弱的环境下，权威专家及体制内外幕僚人士的进言献策显得更加重要。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现阶段越是体制内外的中高层人士，越是“沉默是金、明哲保身”。作为阶层层幕僚机构及专家，此时不应当遮遮掩掩，而要明辨是非、直抒胸怀。比如，在反腐与倡廉的策略层面、在国企改革的可行性及可操作层面、在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方面、在缓解社会各阶层利益冲突方面、在改善行政作为方式层面，等等，应当直面主要矛盾，提出“刀下见菜”的有效对策。

千万不要再对经济运行实施强刺激。

近些十年来，中国经济运行既没有周期性规律，也没有明显的可干预效应。每当GDP增速下行压力加大并“遭遇”资本市场波动时，很多人往往内心惶恐、不知所措，希望中央中央采取“强刺激”的策略进行干预。稍稍梳理一下温总理主帅政府工作后四年以来的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诸多数据，不难发现：以多种行政策略和手段对经济运行的刺激效应呈“正弦递减”特征，即：随着刺激力度的加大，所产生的效果“幅度和周期”同步衰减。

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经济刺激手段是非常规举措，若反复过度使用，就会深层弱化市场经济循环的自身能力。中国经济的体制特征和结构矛盾由来已久，只能在可承受范围内采用深度静养疗法，这就好比激素和抗生素不能经常使用的道理一样。如果在实施“强刺激”策略，会使有些矛盾被固化、有些矛盾被激化，为未来预埋更大的困难和危情要素。

要直面现阶段社会及经济层面的核心矛盾。

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矛盾不仅日益交织于一体，而且出现明显恶化迹象。诸多矛盾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的核心矛盾：

一是社会层面，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且发展机会不平等，本应通过梳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分类化解，结果却是依靠高压手段强行控制，不仅直接加大了国家治理的成本，而且暂时把矛盾隐埋起来。

二是经济层面，结构性的经济矛盾的核心在于由来已久的经济体制导致从中央到地方资源配置结构严重脱离市场趋势和规律，本应通过市场发力主导经济结构的优化，权力发力为市场“拾遗补缺”，而结果却是维持和强化权力主导的经济资源配置，导致结构性矛盾不断加剧。

其实，针对这两个领域的核心矛盾，一些有分量受待见的权威专家及幕僚人士，心知肚明，但可能碍于政治面子和担心上方不悦，而故意回避。其实，开明的领导者决策者，恰恰最最需要的是把握事物发展演进的真实面目和有效对策。

总之，虽然中国经济仍处于“迷局”之中，但要看到，与广大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各个领域的生产供应及消费，仍然保持稳健循环状态，市场抗压弹性仍较大。对于政府而言，适当的“无为而治”和策略地将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形成”合力“，就会使经济运行逐渐走出迷局。很多情况下，政府与其出错牌不如不出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