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虽然三中全会《公报》对如何具体改革着墨不多，但在实际上吹响了中国改革的号角。

不过在当时，中国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战后几十年的加速发展所知甚少，社会科学界与国际主流也隔绝多年，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对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并不十分清晰。

在这样的条件下，“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策略。其内在合理性在于允许下层主体进行创新性探索，中央政府也在不完全否定原有体制的条件下做出一些变通性的安排，使改革试验得以进行。而一旦这些试验取得成功，就继之以在更大范围内的推广，使整个社会分享成果。农村包干到户的推行是如此，对民营工商企业限制的逐步放开也是如此。体制边缘的种种改革，为突破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开辟了一定的空间，促成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