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处于深刻的多元转型阶段。经济转型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速的下降,还通过各个方面影响社会信任体系，从而在金融体系中有所表现。经济转型期，我国金融体系中出现了三个较为明显的趋势，值得关注与研究。

一、实体经济的金融化

理论上，金融应为实体经济服务并反映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但近些年来，我国的实践却是实体经济与金融业相互交织，两者互相强化。这一方面是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自发产生供给的过程，是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的开始。比如很多实体企业针对自己所在行业的金融需求，利用自己控股的金融集团，开发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尤其是供应链金融、消费金融、互联网(基于大数据)金融等蓬勃发展，针对企业和个人的资产管理等需求发展出来的泛资产管理市场。另一方面，市场更关注存量资产的定价差异并进行套利，实体经济成为金融运作的载体。产业与金融的自我强化的循环链条削弱了实体经济专注于实业投资的动力，产业越来越基于金融的套利逻辑运作。

一是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特征明显，总体杠杆率较高，部分地区的非金融企业成为企业集团的融资平台。根据现金流量表测算，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性投资占金融性资金来源的比重，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前的40%左右，快速上升到2009年的70%以上，2010年更是高达80%，2013年仍达到64%。2015年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高达121.7%，近些年杠杆率快速攀升，从2008年的78%，7年时间增加了43.7个百分点。政府通过设立企业集团承接政府债务并发挥融资功能，部分民营企业集团也通过其控股的产业公司进行融资。

二是房地产和金融投资成为部分上市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截至2016年9月底，有73家不是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上市公司通过出售房地产变现实现“保壳”，投资收益成为部分上市公司主要收益来源。金融与实业之间出现价值自我实现的循环圈。

三是PE、非实业股东开始主导部分实业运作，产业越来越重视相对短期的股东利益。为提高资本回报和专业化的发展，装备制造业越来越服务化和金融化，即不以卖设备为主，通过融资租赁出售出租设备，并以后期的设备维护、零部件提供收益为主。上市公司更看重兼并重组业务，收购非公开上市的企业并装入上市公司，获得公开上市的溢价收入。

二、政策性金融规模

快速膨胀

我国财政与金融的功能没有清晰区分，存在庞大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在经济转型期，不仅政策性金融机构规模快速膨胀，还存在大量不由政策性金融机构承担的政策性业务大幅增长。在中央层面，央行通过支农、支小、扶贫再贷款再贴现、抵押补充贷款(PSL)及差别化信贷政策贯彻国家战略意图。截至2016年10月底，央行的PSL余额已达1.98万亿元人民币。银监会对银行的三农、科技支持等都有单独的考核，要求设立专门的部门，并对其业务规模和增长有“三个不低于”的要求。国家还通过地方专项建设基金，给国开行、农发行的特定贷款提供贴息。各级政府通过设立产业引导基金等方式引入金融杠杆支持地方产业发展，设立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等方式放大财政资金杠杆。这些政策性金融业务快速扩张，大部分存在政府的隐性担保，在支持政府意图的同时也埋下了未来庞大的或有负债负担风险。如果将这些隐性财政支出加总，再加上当年结转和调入的财政资金，2016年我国实际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更大。

三、转型期的金融风险

近年来金融风险开始集中暴露。股市、债市、资产管理等领域的资产泡沫不断涌现并陆续破灭，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当前我国广义货币存量已超过GDP的2倍，信用仍快速扩张，但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并没有根本好转，金融系统并没有充分发挥出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反而出现了一些资源错配，大量资金配置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等宏观产出较低的领域，导致我国的资本产出率大幅上升。金融体系在为实体经济服务(借力加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过程中反映并吸收了实体经济的风险。一旦金融体系吸收的经济系统损失超过其缓冲能力，有可能会破坏金融体系功能实现的基础(社会信任)，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产生多倍收缩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