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近日印发的《城市公共交通“十三五”发展纲要》提出，根据城市交通状况，适时研究推进城市交通拥堵收费政策;谨慎采取机动车限购、限行的“两限”政策，避免“两限”政策常态化，已经实行的城市，适时研究建立必需的配套政策或替代措施。

机动车“两限”政策，一直颇受关注，甚至遭遇不少质疑。交通部的表态，无疑让反对者多了几分底气。其实仔细看纲要，交通部并不是完全反对“两限”，“谨慎”二字意味着“两限”政策至少短期内不会取消。

避免“两限”常态化的表述，让公众看到了其中包涵的法治逻辑。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有记者问，立法法通过后，一些地方出台的限行、限购、限号等措施会不会被视为违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郑淑娜的回答，可归纳为两点，一是所有行政行为都要于法有据;二是地方政府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件尚不成熟时，可以先制定政府规章，但满两年必须提交本级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两相比照可以发现，交通部不是说取消“两限”政策，而是不希望“两限”政策常态化，与郑淑娜的观点可谓一脉相承。

无论限行还是限购，事关公共利益，需要慎重，更需要纳入法治轨道。几年前，杭州、深圳等地“一夜限牌”，南京也传出限牌风声，市民人心惶惶。为此，2013年11月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江苏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明确规定“采取控制机动车保有量的措施，应当公开征求公众的意见，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并在实施三十日以前向社会公告”。“限牌”需提前公告，就堵死了“半夜鸡叫”的可能性，给南京市民吃下了定心丸，也将限牌纳入了法定程序。

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一个与民众磨合的过程，甚至是互相试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意尤其不能缺席。限购如此，限行亦如此。公众并非不讲道理，向民众多作解释，提早拿出方案解决，才是善治之道。

实际上，交通部印发的纲要，落脚点并非只在“两限”，更在公共交通。纲要提出了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五大任务，比如全面推进“公交都市”建设、中心城区500米上车，等等。核心是扩大公交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完善多元化公交服务网络，提升公交出行的快捷性、便利性、舒适性和安全性。对于管理者来说，“两限”的目的是缓解拥堵，如果真正落实了上述任务，是不是更可以缓解拥堵?这也正是交通部所要求的“适时研究建立必需的配套政策或替代措施”。

无论谨慎采取“两限”政策，还是避免“两限”常态化，交通部的要求都体现了法治精神。接下来，城市管理者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实际问题，更快更好地向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更有效地解决交通拥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