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刚刚公布，我国实现了6.7%的GDP增速—这是我国实施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后首次公布的GDP。

一种声音认为，由于GDP核算方法的主要改变是将研发支出计入，因此改变核算方法后的GDP会更加好看一些，但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这种改变有避重就轻之嫌。实际上，即便是作为调整核算方法后的结果，上半年6.7%的经济增速也并不好看。

不过，正如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所言，核算方法的调整对于GDP增速的影响十分有限—上半年GDP受核算方法调整影响的部分，只有0.02个百分点。了解这一点，有助于客观评价核算方法的调整。此外，将研发支出列入GDP核算是国际惯例，符合2009年联合国颁布的GDP核算标准《国民账户2008》，该标准目前被多数发达国家所采纳。虽然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经济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创新力。因此，对于核算方法的调整还是要积极看待。

当下GDP不是不重要了，而是越来越重要了，调整GDP核算方法即反映了国家对GDP本身的重视。GDP崇拜在中国根深蒂固同时广受诟病，这种思维忽视了民生，忽视了贫富差距，忽视了环境污染的发展代价，因而有损社会公益，更违背了包括代际公平在内的社会公平。然而，GDP绝非不重要，硬要打破GDP崇拜的惯性，用力过猛、矫枉过正，则可能会对相对稳定的社会面、经济面造成过大的冲击。尤其是考虑到当下经济疲软的现实，GDP关系到能否保证充分就业，能否平稳实现去杠杆、去产能。

核算方法的改变不仅会使“经济画像”更为细致全面，也会反作用于经济。改变核算方法后，科技投入将会受到重视，激发经济创新的活力，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GDP导向的合理性。

目前，我国的科技创新主要靠一线城市带动。上海的全社会研发经费占GDP比重的3.6%，深圳是4.04%，北京则至少超过6%，全国的平均水平在2.05%(2014年数据)，因此，一线城市在GDP核算方法改变中的受益将最大，未来从中得到的发展动能也将最大，而创新基础薄弱的中小城市则在对比与竞争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发展压力最大。不过，总的来说，如果说GDP的核算方法改变能够有效地建立起科技创新的正向循环机制，那么在未来几年，中国经济整体上将因此受益，而且，将时间尺度拉得越长，这种效果也就越明显。

研发是高门槛，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如果研发投入对GDP的比拼有贡献，则就很难杜绝政府以行政指令增加研发投入的结果，如此只能浪费资源、虚增GDP。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与政府对基建的投入不同，研发上的投入增加并不会明显地带动就业，而充分的就业对于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比GDP的高增长无疑更重要—好在当下研发投入在GDP的占比较低，对就业的挤出效应可以忽略不计。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的政府战略的确激发了社会的创业、创新热情，但泡沫也同时存在，研发应按需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