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 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黄益平,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2015年6月起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农村发展等。他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指出，未来金融改革需要降低准入门槛、开放市场机制和改善金融监管。

目前是新旧经济之间的战斗

新京报：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9%，跌破7%。您如何看待？

黄益平：今年年初政府工作报告说今年GDP增长目标是7%左右，所以6.9%并没有超出既定的目标区间。政府要支持经济增长，短期只能靠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实就是以财政与货币政策暂时稳住下行势头。长期要靠全面的经济改革，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加快技术进步。

新京报：未来中国经济会否进一步下行？

黄益平：四季度的增长数据可能跟三季度差不多，大幅度下台阶的可能性不太大。我的基本的判断是：周期性企稳、趋势性趋缓。短期和中期的故事不太一样。目前经济减速，确实有周期性因素作用，但结构性因素可能更重要。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已经老去，而新的支柱产业尚在形成的过程当中，我称之为新经济与旧经济之间的战斗。其实这也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产业需要不断升级，在高成本水平上保持竞争力，这样才有可能支持下一个阶段的中高速增长。

新京报：如何破除“中等收入陷阱”？

黄益平：简单说，就是要靠创新和产业升级来推动新的支柱产业的形成。只有尽快培养、发展起成规模的有竞争力的新支柱产业，中国经济才有可能保持中高速增长。但目前看，旧经济正在快速下降，新经济刚刚开始崛起，所以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这个下台阶的过程要持续起码两到三年的时间。

完成利率市场化还需走两步

新京报：如果经济形势进一步下行，央行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是否会进一步宽松？

黄益平：应该说货币政策现在还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所以央行并没有说要采取强烈的宽松货币政策。未来央行会不会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得看数据。

新京报：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金融改革有哪些改进空间？

黄益平：最重要的金融改革问题就是资金的配置与定价，资金的定价市场化，主要是利率、汇率的市场化决定，这是改善资金配置效率的基础条件。

新京报：如何实现资金定价的市场化呢？

黄益平：金融改革，从大的方面来看，就是三条：降低准入门槛、开放市场机制和改善金融监管。首先应该降低准入门槛，让更多的金融机构来参与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办更多的中小、民营金融机构，竞争增加了，金融供给也会增长。为什么中国的互联网金融这么发达、地下钱庄这么活跃？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正规系统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严重不足。中国的大部分的老百姓和大部分的企业都没有得到很好的金融服务。所以，现在要降低准入门槛，增加竞争，增多金融机构。

其次就是要把市场放开。比如利率、汇率和国债收益率都应该由市场机制来决定。这样，政府就应该减少对资金价格的直接干预；第三，就是改善金融监管。因为市场放开的好处是提高效率，坏处就是不稳定性因素会增加，所以，要改善金融监管，防范风险。

新京报：在存款利率上限放开之后，是否意味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几近收官？

黄益平：现在做的最快的是利率市场化，但完成利率市场化还需走过两步，一是市场的资金定价机制，二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央行已明确表态，还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工作需要推进，一是改善金融机构的定价机制，二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于利率政策，我觉得还有两个问题有待观察。

第一，利率管制放开后，窗口指导是不是还会继续？现在看来一定还会继续。所以说，起码到目前为止，这个利率市场化改革还是不彻底的。但这种窗口指导应该就是一个过渡，随着定价机制和传导机制的完善，窗口指导的做法应该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第二，更值得担心的是，利率放开了，但市场上的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并没有消除，也就是说，价格放开了，市场参与机构的行为却没有改变，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令金融风险大幅上升。

新京报：那么未来利率市场化改革该如何深化？

黄益平：改变非理性定价行为的前提是要让金融市场上的借贷双方的行为变得更加理性。从借方看，需要遏制国有企业和政府平台的软预算约束。从贷方看，银行业需要改善治理结构。简单地说，就是要做到谁决策、谁承担后果。

资本外流是正常现象

新京报：不久之前人民币“一次性”贬值引发市场关注。未来人民币是否还有贬值压力？

黄益平：不能排除人民币继续贬值的可能性。货币升值还是贬值，短期看是由资本流动决定的，长期看是由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决定的。从短期看，我国还存在资本外流的压力。

新京报：为什么会有资本外流的压力？

黄益平：因为过去30几年中国开放资本项目的基本策略是宽进严出，也就是说进来比较容易、出去比较难。现在要进一步推动资本项目开放，意味着流出也会变得相对容易，再考虑到居民分散投资的需求，近期内资本外流的压力可能会持续。

新京报：中国8月末外汇储备下降幅度创下历史峰值，有舆论直言“外汇出逃”。你怎么看待？

黄益平：资本外逃和资本外流之间的界定非常难，主要在于前者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判断。目前来看，我认为有钱外流是正常现象。原来钱都出不去，现在把门打开一点，那肯定有人要出去，不应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是常识。

我其实并不特别担心资本外逃这个问题，关键还是看中国经济能不能稳住。很多国际投资者担心，但事实上，我国的国际收支还非常健康，经常项目仍然保持着顺差，今年上半年还有所放大，外汇储备还这么多。所以，只要经济不垮，人民币不存在大幅、持续贬值的风险。

■ 同题问答

僵尸国企已成经济最大风险

新京报：2015年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经济事件是什么？

黄益平：2015年给我最意外的经济事件是股市的波动、对国际市场的冲击以及政府的救市措施。

新京报：您是否想过去创业？会做什么？为什么？

黄益平：我已经在官、学、商走过一遍，未来准备一心一意做学者。但我参与支持了一个孵化器企业“创客总部”，主要帮助、辅导创新、创业的年轻人。

新京报：2016年哪项改革措施您最关注？

黄益平：虽然我一向最关注金融改革，但是，明年我最关注的应该是国企改革。僵尸国企不能退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最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