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三个月前，世界禁毒日前夕，大陆著名编剧宁财神因涉嫌吸食毒品被群众举报，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公寓内被警方查获。从世界禁毒日迄今不到三个月内，陆续有大陆演员张默、何盛东、高虎，以及香港演员张耀扬，台湾演员柯震东等因吸食毒品遭群众举报而被警方查获。再加上在3月中旬因吸毒被查获的大陆歌手李代沫；6月13日因吸毒在警方例检中被查获的大陆著名导演张元，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两岸三地已经有至少8名演艺界明星因为吸毒而在北京身陷囹圄。

（电影《门徒》剧照）

一时间，“明星吸毒”成为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热点，特别是8月12日、8月16日不到一周的时间里高虎和柯震东分别因吸毒而被查获。因此，媒体和舆论热衷于讨论：为什么明星更爱吸毒？并认为明星吸毒败坏了社会风气，带来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资料图：今年上半年，有多位演艺明星因吸毒而身陷囹圄，网友因此恶搞的“海报”。）

例如，8月13日，北京市演出行业协会与北京42家经纪机构和表演团体签订了《北京市演艺界禁毒承诺书》，承诺不录用、不组织涉毒艺人参加演艺活动，净化演艺界队伍。这出闹剧的逻辑就是基于明星吸毒的社会危害性高于常人，认为明星艺人吸毒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可是，明星是否就真的比其他职业、身份的人群更爱吸毒？明星吸毒对社会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我们不妨根据一些相关的数据和分析来做一些梳理，厘清其中似是而非的偏见和误解。

【一、明星群体并不比其他群体更爱吸毒】

如果认为明星比其他群体更爱吸毒，可以通过比较被查获的吸毒明星数占被查获的总吸毒人数的比例，是否明显高于明星在人群的比例来判断。根据8月14日官媒披露的数字，北京上半年查获吸毒人员3600余名，其中8位明星涉毒，占比大概千分之2.5。根据这个数据，明星群体并不是一个明显对毒品有偏爱的群体。

尽管官媒披露的数字并没有显示出明星群体对毒品有更明显的偏好，但可以查询到涉及明星吸毒的新闻报道，却有着与千分之2.5严重不相称的报道比率。通过百度检索，用新闻全文的方式，关键词“明星”、“吸毒”可查询到的新闻报道有857,000篇，比“教师”、“医生”、“公务员”、“官员”这四个身份类别可查询到的新闻报道总数要高200倍以上。如果认为“教师”、“医生”、“公务员”、“官员”这四类身份的人群面对毒品洁身自好所以导致新闻报道篇幅极少，那么吸毒人群中，“社会闲杂人员”应当比例不小。但如果检索“社会闲杂人员”、“吸毒”，可查询到的新闻报道只有14篇，只相当于“明星”、“吸毒”的十万分之1.6左右。

表1：根据百度新闻全文检索可查询到的新闻篇数

尽管从经验和常识来判断，社会闲杂人员的吸毒比例理应不低，就算与明星群体相当，但明星吸毒的报道量却是社会闲杂人员吸毒的近10万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道理其实很简单。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明星是媒体和舆论的“宠儿”，无论这个群体有任何八卦，都必然是舆论的焦点。像几个月前，文章和姚笛的婚外情成为了全国人民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而实际上每天全国发生着的婚外情故事恐怕要数以十万计。没有人在乎，也没有人会关注那些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人。我们也不难理解，北京市上半年查获的3,600名吸毒人员中，人们几乎百分百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其中的8位明星身上；而剩下的3,591人基本上没有人会挂怀。

正是因为明星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焦点，所以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明星吸毒就成为人们最容易感知和记忆的显著性事件，这和明星的婚外恋的情形是一样的。相对而言，社会闲杂人员张二小吸毒，除了他的家人和小伙伴，估计连隔壁邻居也没兴趣关注。

同时，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以及不断重复的曝光，人们就很容易在社会认知中将吸毒与明星联系起来，只要一提到“吸毒”，最自然、最快捷的反应就是“明星”。所以，媒体也好，读者也好，严重高估明星群体吸毒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就成为一种无意识的偏见。因此，也不难预测，如果在菜市场随机访问一位卖菜的大妈，问她知道有谁在吸毒（而不是有哪位明星在吸毒），受访者最可能回答出来的估计是“宁财神”或“柯震东”。

【二、明星吸毒的社会危害性根源不在明星】

不仅明星群体的吸毒现象被严重高估和夸大了，明星吸毒的社会危害性也经不起推敲。

稍微检索一下3月份以来因吸毒被北京警方查获的8位男明星，除了他们都来自演艺界以外，他们的案情还另有一些共同点。其中之一是被查获的地点，除了张元是在车站遇到警察临检时被查获外，其余7位明星被查获地点都是在私人寓所或酒店房间内。也就是说，吸毒本身是属于很隐私的事情，如果不是“群众举报”，除了吸毒的当事人，社会民众根本就不可能知晓明星的吸食毒品行为。如果人们压根儿不知道明星的吸毒行为，就谈不上什么“社会危害性”。

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吸食毒品依据现行的法律肯定是违法犯罪行为，但它也不同于抢劫、伤害之类的犯罪。吸食毒品更像是性交易、赌博一类属于无受害人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相比于侵权类犯罪相当地低。如果说，吸毒有危害性，那也充其量是危害当事人自己，而不必然也往往不会对其他人造成伤害。特别是明星群体，虽然明星吸毒总是新闻报道的“热点”，年年都会看到，中外皆然；但是几乎看不到明星因为吸毒而带来其他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如侵害他人的报道。

与明星群体不同，社会闲杂人员及类似的边缘人群，吸毒往往伴随着其他的反社会行为，如抢劫、盗窃和伤害他人。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揭示，与其说他们的反社会行为是因为吸毒而引起的，毋宁说吸毒和其他反社会行为都是他们行为失控的结果。因此，不是吸毒带来行为失控，而是行为失控导致滥用毒品。所以，国外在帮助吸毒人员戒毒时，除了设法戒除其毒瘾外，还积极地进行心理干预，其中重点就在帮助他们重新适应社会，培养积极自尊。

当然，基于明星的知名度和受关注度，他们的行为问题会带来不好的示范效应，特别是对他们的粉丝群体。一旦他们的粉丝知道追崇的偶像明星在吸毒，对青少年粉丝来说肯定会带来不良的示范。换言之，明星吸毒带来的社会危害性，更可能反映在传播后的示范效应上。但是，明星自己不会去主动传播吸毒行为的讯息，热衷于传播的是媒体。例如，香港媒体著名的狗仔队，他们挖掘到明星吸毒就会当作炒作的噱头。但北京查获的这些明星们，却无一是媒体自己挖掘出来的，而是由警方提供讯息。

（资料图：CCTV在黄金时间报道宁财神吸食毒品的聆讯口供。）

像宁财神吸毒被查获后，警方和全国最大的公共电视台合作，将宁财神的临讯口供在黄金时间直接传播出来。这样公开、主动和黄金时间的播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无论怎么衡量，都远远大于宁财神在私下隐秘的吸食毒品行为。如果说，香港因狗仔队闻名的私人媒体常常因追逐噱头而罔顾社会良知，往往成为扩大和传播明星不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助推器。那么，执法机关和国有电视台挟公权来主动将明星的不良行为爆料炒作，以扩大和传播其不良行为，就实在令人费解。

至于吸食毒品是否对当事人有害，则要区分对待。有些毒品，如海洛因、可卡因会对大脑的神经系统造成明显的损害，并进而损害吸食者的正常社会生活，因此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立法对贩卖和吸食此类硬性毒品的行为予以严惩。但像大麻、冰毒这样的成瘾性和危害性较低的软性毒品，是否有必要严加禁止则存在争议。起码从科学的角度，大麻的成瘾危害性并不比香烟和烈酒更大。

像美国这样对硬性毒品倾向于严剿的国家，继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几年前立法使制造、贩卖和吸食大麻合法化后，现在美国社会正推动在全国立法使大麻合法化的讨论。2013年，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的调查数据显示，58%的美国人认为大麻应该合法化。事实上，近几年曝光的明星吸毒全部都是吸食软性毒品，而无一例是吸食硬性毒品。

在立法颁行吸食大麻合法化之前，吸食大麻作为违法犯罪行为，政府部门严格执法无可厚非，依法惩处吸食大麻的明星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通过媒体和舆论对其口诛笔伐；以及公然组织演艺机构签署《北京市演艺界禁毒承诺书》，承诺不录用、不组织涉毒艺人参加演艺活动就是明显赤裸裸地歧视曾经吸毒的艺人，本质上属于集体违法行为，因此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数以千倍计地超过明星的吸毒行为。

既此，不难判断，“明星更爱吸毒”，以及“明星吸毒的社会危害性更大”这两个问题本质上是伪问题。滥用媒体暴力，以及集体粗暴歧视吸毒明星艺人才是真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