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一世:她使英国历史变样

来源：中国网发布时间：2016-02-20 08:30:58

智慧和宽容是现代政治文明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作为封建君王，伊丽莎白自然不能避免其局限，但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那个时代，她也为现代政治文明作出了最初的榜样。

——杨正润

“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

这句名言出自西方最伟大的戏剧家之口，它引起后人许多争论；不过人们未必想到，当哈姆莱特在舞台上讲出这话的时候，旁边就坐着一位属于“脆弱”的人物，但她实际上却掌有至高无上的权势，而且意志坚定、智慧超群，建立了不世之功。

这就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一世（1533——1603）。今年是这位女王逝世400周年和诞辰470周年，在英国，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有人纪念她，她有许多崇拜者。第二个千禧年来临前夕，不同领域的专家推选出100位对世界历史影响最大的人物，这位女王就在其中，人们公认，她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如果没有她，英国和西方的历史，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从混乱进入辉煌

莎士比亚对女性的态度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他也写过《威尼斯商人》这样热情歌颂女性的作品），这里不作详论。不过伊丽莎白女王似乎并没有为那句蔑视女人的话而感到不快，因为这是时代风气。举例说，伊丽莎白的父亲亨利八世，同王后凯萨琳离婚，后来又把她杀掉，主要原因就是她生了女儿没有生儿子。第二个王后安娜生下了伊丽莎白，不到3年这位王后又被国王所废并投入阴森可怖的伦敦塔囚禁至死，起因还是她没有生儿子。伊丽莎白登基以后，国会两次派出代表团请愿，请求女王早日成婚和生下男孩，女王在答词中也并没有因为他们对妇女的轻视而予以训斥。

“这真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哈姆莱特的这句话用于女王之前的英格兰也很适合，甚至可以说，这之前几百年，英国就没有平静过，各种势力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宫廷内外充满阴谋诡计和血腥杀戮。亨利八世1509年登基以后，国外征战不休，国内圈地运动如同“羊吃人”，农民破产、贫富对立、盗贼蠡起，最大的麻烦则是他的婚姻问题引起的宗教纷争。亨利八世本来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为了有个儿子继承王位，要同凯萨琳王后离婚，但天主教不允许离婚，王后又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她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姑妈，罗马教庭也不愿意得罪这个声势显赫的家族，所以亨利八世的要求没有得到教皇批准。这位国王实在要子心切，一怒之下同教庭决裂，宣布英国教会独立，并自封为首领。他不但同罗马教庭闹翻了，也引得宫廷内部一片混乱，一批重臣不赞成他这样做，他毫不手软，予以镇压，比如大法官莫尔（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乌托邦》的作者）被吊上绞刑架，红衣主教沃尔赛被囚死于伦敦塔。

亨利八世立过6位王后，第三位终于给他生了儿子，至于前面的女儿，他好像就忘掉了，照管伊丽莎白的宫女看到这位小公主一天天长大，衣服越来越不合身，不得不给国王写信，要求给她做一些新衣服。

从这里可以想象，伊丽莎白童年时代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1547年亨利八世死了，他惟一的儿子、也是伊丽莎白同父异母的弟弟爱德华六世继位，这个小国王只有10岁，身体孱弱，过了6年就病死。继任王位的是玛丽，她是被亨利八世杀掉的第一位王后的女儿，她是天主教徒，她认为母亲的死和她遭受过的苦难同新教有关，她又嫁给了西班牙王子、笃信天主教的菲力（后来成为西班牙国王菲力二世），大权在手，她对新教徒进行残酷镇压，短短3年间，伦敦等地就被她烧死300多人，史称“血腥玛丽”。新教徒不堪压迫，他们拥护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这自然引起“血腥玛丽”的嫉恨，她把妹妹投进了伦敦塔。伊丽莎白的母亲就是死在那里的，在一个阴冷的雨夜，她一路哭泣着走进这所令人闻风丧胆的监狱。

“血腥玛丽”也没有孩子，1558年她还不到40岁就死了。这时本来被认为是私生女、谁也不看好的伊丽莎白成了王位惟一的继承人。就是在这个瞧不起女人的时代，一位孤女成了国王，统治英国45年之久。而且在她的统治下，腥风血雨的英格兰大体稳定了，工商业和海外贸易迅速发展，国力日益强盛，击溃了不可一世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成为海上霸主，从偏安一隅的岛国成为欧洲先进，为未来“日不落”的大不列颠王国奠定了基础。也是在这时，英格兰进入文艺复兴盛期，即以莎士比亚、斯宾塞、培根等一批巨人为代表的辉煌时代。

“婚姻游戏”中的智慧

后代的历史学家常常感到费解：这位女王是依靠什么来统治、并带领动荡不安的英格兰走向兴盛的？人们有种种解释，但是恐怕无法否认，女王的能力和才华是重要的因素。从图像看，女王前额很高，那时普遍的看法是，前额高是聪明的标志，有人认为，这是化妆的结果。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已无法考证，但确实可以说，女王是一位有着极高智慧的人物，她依靠智慧周旋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取得稳定和平衡。

女王的智慧表现在她明白自己作为女人的弱点，并且非常聪明地把这种弱点变成了优势。她登基以后，几乎所有的大臣和国民都认为，她应当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结婚。她已经25岁，已过了结婚年龄，而且毫无治国经验，有个丈夫就可以帮她治理国家，而且可以生下孩子，作为王位合法的继承人，国家才能稳定。

伊丽莎白一岁时就有了第一位求婚者，到登上王位，她就成了欧洲未婚女人中最有价值的一位。英格兰王位不知道有多少人觊觎着，现在却在一个年轻姑娘的手中，这就更刺激着他们的野心，最简单、最省事的办法是同女王结婚，自己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因此女王的求婚者络绎不绝，到女王52岁，重要的求婚活动有近30次，其中包括英格兰最强大的两个敌手：法国国王查尔斯九世和西班牙国王菲力二世，菲力在同血腥玛丽结婚之前，就以王子身份向伊丽莎白求过婚，伊丽莎白成为女王后，他为自己的儿子来求婚，他的王后死了，他又亲自出马，以西班牙国王的身份向英格兰女王求婚。这3次求婚中的任何一次成功了，就不会有无敌舰队的覆没和西班牙王国的衰落，欧洲的历史就会改写。

但是伊丽莎白被称之为“童贞女王”，她始终没有结婚、没有子女。在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对于王室来说，婚姻是头等大事，涉及到国家的兴衰存亡，女王为什么不结婚呢？这是历史学家和公众都十分感到兴趣的问题。

一种解释是：不幸的童年和在伦敦塔中的幽禁在女王心灵里留下巨大创伤，她也目睹了父王虐杀妻子的种种惨剧，并看到姐姐“血腥玛丽”嫁人后的乖戾，所以对婚姻有一种本能的厌恶。

还有一种解释是：女王一生只爱过一个男人，但无法同他结婚，那就是英俊潇洒的莱塞斯特伯爵，传说伯爵同女王同年、同月、同日生（事实上可能比女王早生一年），他们从小相识，而且是患难之交，都曾被血腥玛丽关进伦敦塔。不过女王登基时，莱塞斯特已结婚8年，后来他妻子神秘死亡，谣言甚多，他的品德遭到非议。伯爵曾两次向女王正式求婚，女王也想嫁给他，但是民情不允许这么做。女王真心喜欢他，称他是她的“眼睛”，把许多重要的任务交给他，给他许多封号和赏赐，包括骑兵总监这个显赫的官衔，让他经常在宫廷作伴。不苟言笑的女王有次居然打扮成女仆模样去见他，有意让他吓一跳，还有次女王换上便装，偷偷出宫同他一道吃饭。在同西班牙“无敌舰队”决战时，女王把陆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他。但就在那一年，伯爵死于胃癌。得到他的死讯，女王把自己锁在屋子里，不肯出来，最后三朝元老、女王信任的大臣塞西尔爵士只有破门而入。传说女王弥留时，还呼喊着莱塞斯特的名字，这无法得到证明，不过女王死后，人们确实在她床边的珍宝箱里发现了伯爵临终前给她的信，上面有女王亲笔写的几个字：“他的最后一封信”。

这两种说法都是有道理的，可能都是造成女王未婚的因素，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女王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血腥玛丽”的婚姻是英国的一场灾难，女王从中吸取了教训，她反过来把自己的婚姻作为一种获取最大利益的手段。登基后的20多年中，她始终吸引着一个个求婚者，她把婚姻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从中获取政治的利益和丰厚的礼品。那些求婚者在梦想，女王却在把这个“婚姻游戏”变成英国极具价值的资产和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英国需要某个国家的支持或缓和关系时，就会建议对方向女王求婚，那些王公贵族谁也无法抵御这个巨大的诱惑；但是他们忙活了好久，耗费了许多钱财，最后发现又是一场空喜欢。女王却取得了力量的平衡，赢得了时间，她在积蓄着力量，一步一步地巩固着自己的统治和英格兰的地位。

当然，这位“童贞女王”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至少到了晚年，她是孤独和寂寞的。一个未婚而有地位的女人常常会引起各种流言，虽贵为女王也不能免，英格兰和欧洲各地的敌手就是用各种谣言对她进行攻击和污蔑。比如说她实际上有许多情人，甚至生过许多孩子，她喜欢的那些青年贵族都是她的私生子；又说她是一个怪物，有6个手指头，还是个秃头，30岁头发就掉完了，头上戴的是假发，她的牙齿乌黑，所以她从来不笑，说话也口齿不清，因为越老越丑，她就下令把所有的镜子都从宫中拿走；更离奇的是说她实际上是个男人，或是个半男半女的阴阳人。

这些谣言找不到任何证据。历史却证明，那些求婚者中的任何一位都没有多少才华和作为；同女王相比，他们黯淡无光。很难想象，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成了女王的丈夫，英国还能出现那个伟大的时代。

宽容：女王的治国之道

在国内，女王同样依靠智慧来化解矛盾、治理国家，她面临的有那些老奸巨滑、野心勃勃的权臣，时时牵制、难以驾驭的国会，闹独立的爱尔兰，无家可归的穷人和兴风作浪的黑社会，最棘手的则是天主教问题。女王登基不久就正式宣布新教为国教，罗马教庭恨透了她，1570年教皇庇护五世宣布把她逐出教会，废除她的王位。1580年教皇格列哥里八世宣布暗杀她不算犯罪。但是女王知道“血腥玛丽”那样的残酷镇压是没有效果的，她没有报复天主教徒，她采取了宽容的政策，她的名言是：“只有一个耶稣基督，这是惟一的信仰，其余的一切争论都是小事”，她允许天主教徒在家中保持信仰，但不允许去天主教堂，不过如果去了，也只是罚款而已，而不是火刑架。这种政策的结果，在女王统治期间，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基本相安无事，他们之间的仇恨得到缓解，英格兰保持了民族的统一。这同德国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德国，宗教冲突导致了“三十年战争”，这个民族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在劫难中丧生，此后又是长期的分裂。

对于政治敌手，女王也不愿斩尽杀绝，这集中表现在她对叛乱事件的处理上。女王的婚姻游戏也有其消极后果，特别是到她50岁以后，按照当时的标准，她已进入老年，求婚者也不再抱希望，女王既无丈夫也无孩子，这就意味着她死后英国王位会出现空缺，野心家们又蠢蠢欲动了，在他们的策应下，女王统治的后期出现了几起重大叛乱案件。

第一件是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案，这是威胁最大的一次。玛丽·斯图亚特出生6天就继承苏格兰王位，她美艳多才，算起来还是伊丽莎白的表亲，如果伊丽莎白没有子女，她就有权继承英国王位。玛丽先嫁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二世，但这位国王在位一年就去世。玛丽女王回到苏格兰，再嫁英国贵族唐莱，但又同贵族波斯威尔相好。1567年2月，苏格兰宫廷突然发生爆炸，唐莱被炸死，4月波斯威尔同妻子离婚，5月玛丽女王同他结婚。这一连串闪电般的宫廷事变引起了苏格兰国内普遍的不满，叛乱爆发，玛丽兵败，逃亡英国。伊丽莎白开始欢迎她的到来，但拒绝帮助她重登王位。玛丽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得到罗马教庭的支持，在英国一些信奉天主教的贵族和西班牙政府的策划下，她暗中活动，企图发动叛乱，杀死伊丽莎白，重登苏格兰王位并继承英格兰王位。这些阴谋被侦破了，伊丽莎白却一直容忍着，把玛丽软禁了近20年，直到最后玛丽的活动过于猖獗，直接威胁到英国的稳定，伊丽莎白这才征得到玛丽的亲生儿子、苏格兰王詹姆斯六世的同意，把她送上断头台，平息了叛乱。

第二件是犹太医生案。罗德里戈·罗坡兹是位出生在葡萄牙的犹太医生，1559年来到英国，其后他治好许多名流的病而名声大振，成为女王的御医，深得信任。1594年他突然被女王宠臣埃塞克斯伯爵逮捕，罪名是在女王服用的药中下毒，企图暗害女王，有人说他是受菲力二世的指使并接受了财宝，罗坡兹本人也招供有罪。不过死刑一再被延期，女王后来下令埃塞克斯回避此案，由同埃塞克斯矛盾颇深的塞西尔爵士重审，塞西尔也断定罗坡兹有罪，最后将其处死。

第三件是埃塞克斯案。伊丽莎白到了晚年，她所信任的老臣相继去世，这时她看中了莱塞斯特的养子埃塞克斯伯爵。埃塞克斯20岁初入宫廷，这时已经54岁的女王对他宠爱有加，这位伯爵英俊、聪明，为人慷慨、勇敢，但说到底他不过是个纨绔子弟，他不能胜任女王委派的各种任务，女王一次次原谅了他。后来他率军去平定爱尔兰叛乱，他违背女王命令，指挥失当，大败而归，女王不得已把他逐出宫廷。埃塞克斯心怀不满，1601年他在伦敦纠结一帮无赖之徒发动叛乱，但是伦敦市民无人响应，这群乌合之众一击即垮，埃塞克斯被送入伦敦塔中，审判后被处死刑。

在处理这几件叛乱案时女王似乎都显得迟疑不决，有人说这反映了她的性格，但是许多事实证明，女王是一位性格顽强、意志坚定的人，杀人前的迟疑不决与其说反映了她的优柔寡断，不如说反映了她的宽容，每开杀戒之前她都要反复掂量，权衡其得失和后果，尽可能减少杀戮，不扩大事态的发展，避免社会的震荡、防止国内外敌手的反扑。可以想象，这样的叛逆重案如果发生在亨利八世或是血腥玛丽的时代，那将不知道会掀起多大的风浪，株连多少无辜。女王的宽大的处理方式得到当时大多数英国人的拥护。

女王的敌手攻击她脾气暴躁，今天可以核实的只有这样几件事：有次女王认为一位大臣办事不力，十分生气，就拿起拖鞋向他砸去；还有个宫女，女王答应要给她找丈夫，她却没有告诉女王就结婚了，女王得知以后在愤怒中用蜡烛台打了她一顿；还有一次，一位大臣穿的衣服女王觉得很难看，有碍观瞻，伸手对这位倒霉的家伙打了一巴掌。女王不会没有缘由的发脾气，她生气时常说要把人投进伦敦塔，不过那通常只是威吓而已。当然“君王的震怒”总是会让那些大臣和宫女们感到畏惧的，但同那个时代的其它君王以及贵族相比，女王的个性温和，在大多数情况下她总是彬彬有礼。

女王的宽容不光表现在对天主教和对政敌的态度上，也表现为她对文学艺术、特别是对戏剧开明的扶持。在女王之前，英国就有严格的书籍和戏剧审查制度：1538年颁布了书籍审查法，任何作品都必须经过审查才能出版，这当然包括剧本；1549年又颁布了戏剧审查法，所有演出的戏剧都必须经过审查才能演出；违背法令者最严重的可以处以绞死、挖出内脏、分尸等酷刑。但在伊丽莎白时代，这些法律的执行并不严格，也没有什么实施这类重刑的记录。

后代许多评论家认为，莎士比亚戏剧具有强烈的颠覆性，他的大多数历史剧和悲剧都在揭露宫廷的黑幕，涉及种种罪恶、阴谋和叛乱，许多君王都是反面人物，观众很容易把他们同现实以至同女王本人联系起来，精明的女王对此并非没有察觉。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在伦敦上演时，女王就担心剧情会使观众联想起她本人，因为剧中篡夺理查二世王位的正是女王的祖父亨利七世，她对周围的大臣埋怨说：“这部悲剧在剧场和剧院里演出40次了”。到1601年埃塞克斯伯爵叛乱前，伯爵的一些同伙还专门来到演出此剧的宫廷大臣剧团，指定剧团在某一天（实际上是叛乱的前夕）重新上演这部戏剧。他们开出了高价，因为剧中有废黜国王的场面，他们以此作为发动叛乱的信号。

但是叛乱被平定以后，无论《理查二世》的作者还是演员和剧团，没有任何人因为这个戏剧受到惩罚。如果同后代统治者进行比较，更可以看出女王的宽容：女王的继任人詹姆斯二世就攻击戏剧在舞台上蔑视君王，这是“叛变和混乱之母”，英国内战中克伦威尔掌权后所发布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关闭伦敦一切剧场。

女王和戏剧审查官对莎士比亚戏剧也进行过干涉，《亨利四世》中的那个大胖子骑士，原名约翰·沃德卡斯特爵士，英国有一个同名的家族，所以审查时要求作者改换其姓名，以免引起那个家族的不快，于是被改成了福斯塔夫。福斯塔夫是英国观众、包括女王本人都十分喜爱的喜剧人物，在《亨利五世》中他死了，于是女王下令让这个快乐的老流氓复活并恋爱，这样莎士比亚又写了一部新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这些与其说是干涉，毋宁说是一种善意的帮助。

女王对国家的治理更善于依靠智慧而不是凭借暴力，表现出更多的宽容而不是专制。如果说，马基雅维里为现代政治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那么，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最早实践者。政治文明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人们常常强调民主和法治，不过，民主的真谛不只是少数服从多数，还包含着对少数派的宽容和尊重，法的正义性应当以人性和人权为基础，暴力应当减少到最低的程度。智慧和宽容是现代政治文明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作为封建君王，伊丽莎白自然不能避免其局限，但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那个时代，她也为现代政治文明作出了最初的榜样。

讲演者小传

杨正润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198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硕士学位。1987－1988年任美国堪萨斯大学英文系访问学者，1999－2000年任美国华盛顿大

学比较文学系访问教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传记理论与传记现代化”，主持部省级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传记理论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现代解读”等。出版专著《人性的足迹》、《传记文学史纲》、《雪莱传》等，发表论文数十篇。（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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