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一个世代文盲当皇帝

在我国古代史上，刘邦还破了一个天荒——第一个世代文盲当皇帝。刘邦之前，王侯将相，特别是全国最高统治者天子和皇帝，全都是文化人。

传说中，华夏第一代圣君我们的人种初祖伏羲，是象形文字的发明者，“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孔安国《尚书序》)第一个统一北方的君王我们的人文初祖黄帝，在先民的传说中，更是创始文明的集大成者，“考定历纪，始造书契，服冕垂衣”，“造舟楫”，“吹玉律，正璇衡，置四史以主图籍”(晋·王嘉《拾遗记》卷一)。据传世最早的谱牒《世本》的《作篇》，举凡历法、文字、衣服、舟车、音乐、图书，都是黄帝发明。而在世俗传说中，甚至还有中医、指南车等等，也由黄帝首创，传世最早的中医经典，书名就叫《黄帝内经》。夏王朝创始人大禹，精通水利、地理和各地物产贡赋，“别九洲，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古文尚书·禹贡序》)我国第一部地理专著《禹贡》，就是记述大禹所论而成。商，当其还是夏王朝属下小方国的时候，几代君主都是杰出的发明家，尤以相土发明马车，王亥发明牛车最为著名，深受其国人崇仰。周王朝奠基人周文王，被商纣王关在羑里牢中，居然还著成《周易》;文王之子周公，既是周王朝最主要的创始者，又是可与孔子齐名的华夏文明大圣人，其所制礼乐，被孔子赞叹不已，“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终生对之“述而不作”。

创业难，守成也不易。明君圣主依靠自身的文化优势开国，自然希望后代也依靠文化优势把国家政权守牢，所以特别重视其接班人的文化教育。《尚书·大传》说：“古之帝王，必立大学、小学，使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年十有三入小学，见小节焉，践小义焉;年二十入大学，见大节焉，践大义焉。”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士，各级贵族的正妻所生的大儿子，也即他们的接班人，必须从十三岁就开始严格的文化学习，到二十岁，还得继续深造，以谙“大节”“大义”，成为合格的统治者。这倒真个是“学而优则仕”呢。经过这样的文化专利的训练和熏陶，想当文盲也没门儿。倘若对文化略有所爱，甚至可以成为实际上的学问家。周景王不过一平庸的国君，一次与晋国使臣籍谈论及晋国历史，滔滔不绝，籍谈竟不能对答，被周景王嘲谓“数典而忘其祖。”(《左传》昭公十五年)成语“数典忘祖”即由此而来。商纣王是有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其文化素养却极高，史书上说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天赋高，反应快，见多识广，能言善辩，常常“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岀己之下”(《史记·殷本纪》)，特别自负，认为天下臣民都不如自己，牛气得很呢。

所以，先秦时期，文盲休做君王梦。

同时，在先秦，对整个贵族阶层子弟的文化教育，也有很高的要求和严格的制度保证。《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乡有序，国有学”，家中有私塾，城乡各有地方学校，城里叫“庠”，乡间叫“序”，国都叫“学”。每年入学一次，每两年考一次试，每个阶段的考试都有很高的目标：“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学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合格者，谓之“小成”。这是第一个阶段。学到第九年，测试的目标更高，看其能否“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不仅掌握必备的具体知识，还要有科学的思维方法，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并能独立思考，不受诱惑，立场坚定，固守大道。如此，方可谓“大成”，方可在入仕后“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作到“学而优则仕”。孔子办私学，搞民营教育，虽然具体施教方式方法别有创新，但所收弟子仍是贵族子弟，培养目标则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为各级政权输送高文化素养的干才，与官方教育完全一致。

文化既属贵族特权和专利，教育又以这种特权和专利不断铸造贵族接班人，这就决定了：刘邦之前，统治者中决不会有文盲，文盲也不可能当上统治者，更不可能称王称帝做天子。特别是自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后，礼乐文化就成为各级贵族必须具备的文化素养，并被融注于政务和生活的全部细节之中，一个贵族成员，倘若不会行礼、诵诗、奏琴，直接就无法生存。打开《左传》，你看春秋时期的贵族人物，哪一个不是文质彬彬?光是民间聚会和国际会盟之时，都必须赋《诗》表意——有选择地诵读古诗，以儒雅地表达自己的志意，不把孔子以前传世的三千首古诗背个滚瓜烂熟，并深悟其微言大义，应付得了吗?这就是有名的“春秋赋诗”。仅此一点，就足以让后世的文人才士汗颜不已，更遑论文盲。

刘邦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文化的不可或缺，从而虔诚地亲近文化，礼敬文化，自觉地学习文化，传承文化。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当了3年沛公、4年汉王、8年汉皇帝的刘邦，临终前，亲笔给太子刘盈写了一封敕书，要他的接班人记取自己的教训，勤奋地学习文化。在这封敕书里，刘邦对自己的文化出身、学习经历讲得十分清楚：“吾遭乱世，生不读书，当秦禁学问，又自喜，谓读书无所益。洎践阼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说：“吾生不学书(写字)，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解。”(南朝梁·殷芸《小说》卷一)刘邦以“践阼”(即帝位)为界线，分两个时段描述了自己的文化状况：当皇帝前，因为“生不读书”，“生不学书”，幼少时期没读过书，没练过字，所以全然文盲一个，也不把这当回事，还以为读书本来就没用。当了皇帝后，因为职务需要，这才开始读书，让人讲解书中要义，回顾对照以前所作所为，竟然很多都错了，深感悔恨，深感读书学文化的重要。读书就得识字，于是又自觉扫盲，边读书，边问字，问字音字义，也问字的写法，随之学着练写字，渐渐连猜带蒙能读了，也凑凑合合会写了，虽说写得不大工正，但勉强也能对付日常政务了。

刘邦把自己幼少时没读书的原因，归结为生遭乱世，归结为秦朝野蛮的文化专制和自己受读书无用论的毒害，乍听来颇有道理，其实压根儿不是那回事。出于不愿在后人面前过于暴露家丑的考虑，刘邦掩盖了唯一的真实：他出生于底层小民世代文盲之家，在先秦时期，这种家庭的子女，根本就没有读书学文化的权利。即便不遇秦朝的暴政，即便天天听人讲“唯有读书高”的道理，像刘邦那样的家庭条件，也不可能让他去读书学文化。那个时代，以及之前悠悠数千年，读书一直是贵族的专利。据《史记·卢绾列传》，刘邦少年时期，曾与其好友卢绾“俱学书”，学过几天认字写字，但这充其量和项羽一样，自己家里找人稍作指点，认得写得和姓名有关的几个字，“足以记名姓而已”(《史记·项羽本纪》)，与正儿八经的上学读书无关，所以刘邦临终前想起青少年时期，那样不堪回首，一再说是“生不读书”，“生不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