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后，氢能至少出现在30个省级行政区、150多个城市的‘十四五’规划中，10多个省区、50多个城市陆续发布氢能产业专项规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地区，目前已初步形成氢能产业空间地理版图。”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用一组数字，向记者直观描述了氢能产业之热。

一股“氢风”也吹进了两会现场。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海洋大学副校长宁凌今年带来一份《关于支持建设湛江市氢能源产业国家示范基地的建议》，希望广东湛江的氢能产业发展吸引更多投资。“湛江已布局核能、光伏发电、风电、生物质发电等清洁能源产业项目，具备联动发展氢能的条件，尤其是大规模布局制氢储氢项目的基础厚实。湛江海运、陆运、空运等交通网络布局处于加快发展期，基础设施建设需投入大量低碳环保节能的清洁能源货运车辆，加上船舶、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项目，将为氢燃料电池商用车、乘用车，以及氢燃料电池船舶等提供广阔应用场景。”

除了湛江，还有城市打出了氢能发展的“组合牌”。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委书记李春奎提出，将成渝两地纳入下一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城市群建设。“目前，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主要部署在京沪粤冀豫等地区，西部地区还是一片空白。成渝两地聚集了多家氢能行业龙头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形成了较完善的产业链。建议支持两地开展相关技术研发和应用开发，发挥其在西部地区的引领示范作用。”

“据《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书》预计，到2025年，我国氢能产业产值将达到1万亿元。”全国人大代表、天能控股集团董事长张天任进一步称，当前氢能发展已进入快车道。

肯定氢能产业发展热度的同时，代表委员们也保持着“冷思考”。记者注意到，氢能产业“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受到多方关注。

周洪宇告诉记者，其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魏楚团队调研发现，目前部分地区面临产业无序竞争、供应链不均衡等挑战。“氢能产业链长，不同环节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比如，山东在制氢能力上有优势，京津冀氢能下游发展动力强。但目前，氢能示范城市政策激励各地优先发展本地项目，对竞争城市的氢能企业严防死守，长此以往容易形成‘产业孤岛’。再如，我国东西部能源资源分布不均，导致上游氢能资源与下游应用市场的空间分布不匹配，需要大规模、长距离‘西氢东输’，但相关制度欠缺与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限制了氢能储运环节发展。”

宁凌证实，目前湛江与其他地区的互动合作尚未破局，制氢成本高等难题也待解决。“希望能有更多跨区域产业协作，引导湛江加快融入广东省乃至全国的氢能源供应体系建设。”

多位代表委员还提醒行业注意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隐患。“以氢燃料电池为例，近年来，受产业政策影响，资本纷涌进入，在推动产业快速成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低水平重复建设苗头。有些企业过分依赖资本而非技术驱动，产能利用率低，形成浪费；有些企业压根不注重技术和产品研发，把精力用在拿订单、拿补贴。”张天任坦言。

周洪宇认为，上述问题背后是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性的缺失，表现在产业布局、市场、人才、金融等方面未形成共治共享、有效有序的生态体系。“各地出台相关政策，国家顶层设计却明显滞后，不明确的管理体系阻碍了跨地区、跨部门、跨产业协同发展。”

“产业发展不能只按一条路子走。”周洪宇建议，国家层面应深入评估各地氢能发展潜力，考虑区域资源分布和产业分工等差异，研究确定各地发展方向、行动方案，设立权责明晰、协同配合的氢能战略规划推进机制，推动区域间氢能产业实现供需衔接、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互利共赢。“同时，鼓励下游应用场景多样化发展，并形成统一大市场，降低区域内企业间的同质化竞争，减少无效的技术路线开发和盲目投资。”

全国政协农工界别小组提出，目前涉及氢能产业的政策散落在各领域的相关文件中，给统筹管理带来难度，产业发展面临政策规定不清、核心技术不强、基础配套不齐等问题。“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尽快制定出台国家氢能产业短、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氢能产业的发展目标定位与方向。同时，强化对产业发展的引导，加强区域产业协同，充分立足各省、各区域资源优势，集中整合产业长项，科学合理布局区域产业，避免同质化竞争。”

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副总经济师吕亮功建议，制定完整的氢能产业政策体系和标准规范，统筹企业协作，打造高端产业链，构建产业链完整、分工协同、共同发展的新兴产业生态体系。由国家牵头联合攻关，解决氢能行业相关卡脖子技术问题，提升氢能装备国产化率；支持重大绿氢应用示范项目建设，纳入国家重大技术装备项目名单，并给予资金支持和技术指导。

“只有全面扩大氢能及燃料电池的应用范围，丰富应用场景，形成规模优势，才能降低制氢用氢成本。”张天任提出，下游也要形成合力，“以用促进”推动全产业链成熟，加速推进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