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部分时间都在医疗行业工作，很少有事情能让笔者感到惊讶。但四年前，笔者被一家制药公司CEO毫不掩饰的诚实震惊到了。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在被问及为什么要将一种抗生素涨价400%以上时，Nostrum Laboratories的CEO Nirmal Mulye告诉《金融时报》：“我认为赚钱是一种道德要求……以最高的价格出售产品。”

Nirmal Mulye提到的产品并不是一种新药，而是呋喃妥因（nitrofurantoin），这是1953年发明的一种治疗膀胱感染的药物，已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药物清单。

由于为药价上涨辩护，Nirmal Mulye在这个已充斥着不受欢迎CEO的行业里立刻成为了恶棍。但无论道德与否，他对全美国药品定价辩论最重要的贡献是其展现出的透明度：他打开了这个行业的剧本，让全世界都能一看究竟。

为此，本文详细介绍了生物制药公司是如何年复一年不断抬高药价并创造超高利润率的，以及人们可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行规：制药公司的CEO必须使药品价格最大化

提升价格是药品厂商的游戏。从2008年到2021年，处方药的价格每年会增长20%。相比之下，同时期的通胀率每年从0.2%到6.7%不等。

当然，试图提高价格并实现利润最大化在美国各个行业中并不少见，但没有哪个行业能像制药业那样持续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也没有哪个行业能像制药业那样对人类生活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在过去两年里，几乎有一半的新药在刚上市时把价格定在了15万美元以上。就利润而言，有一个研究小组发现，生物制药公司在过去18年的平均毛利率为77%，比标准普尔500指数里的其他公司高出了39%。总的来说，35家最大制药公司在此期间的总收入达到了11.5万亿美元。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四种最有效的策略

策略一：直接向患者推销新药

如果你看电视直播，会看到有大量的新药广告，比如Dupixent（过敏）、Rybelsus（葡萄糖）和Humira（关节炎），这三种药物去年的广告支出总和超过6,000万美元。另外，制药公司还会投入数百万美元在患者权益组织及其成员中推广药物。

对于制药公司来说，执行这一策略只需要两个条件：找到一种新药，并在营销上投入大量资金，剧本里没有说新批准的药物需要比现有的药物更好。

策略二：修补或获取现有药物

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1型糖尿病对那些体内无法产生足够胰岛素的患者来说无异于死刑。直到加拿大的一些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从胰腺中提取并提纯胰岛素的方法，才使糖尿病患者有办法调节血糖水平。到了70年代末，基因泰克公司发明了一种实验室工艺来制造（而不是提取）胰岛素。如今，有三家制药公司已经接管了糖尿病市场，他们没有研发新药物，而是选择对胰岛素分子进行微小的调整，并将其作为一种新的、高价的、受专利保护的名牌药物出售。

根据凯泽家族基金（Kaiser Family Foundation）2020年的一份报告，尽管这些公司生产一瓶胰岛素的成本估计为10美元，但它们的收费为334美元至1,000美元，而这是十年前胰岛素价格的三倍多。

有些公司则不改变现有药物，而是直接从其他公司收购，像吉利德斥资110亿美元从Pharmasset公司收购有效的丙型肝炎药物Sovaldi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收购完成后，前者将事先计划的价格提高了两倍，达到每片1,000美元，从而在第一年就创造出了超100亿美元的销售额。

策略三：影响美国药物政策

礼来、诺和诺德，以及赛诺菲这三大胰岛素生产商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美元用于游说和竞选捐款。

自2020年大选以来，美国制药公司已经向政界人士捐赠了超过1.15亿美元，并花费了7.56亿美元用于游说，而他们的资金有效地保护了自己的利益。尽管80%的美国人认为药物价格高得不合理，但国会一直投票赞成延长对药品制造商的专利保护。

当今的美国法律赋予了制药公司12年的高价生物药物（包括基因疗法、疫苗和其他复杂化合物）的市场独占权，以及20年的全面专利保护。但这只是专利的底线，上限还要高得多，因为制药公司会积极利用现有法律延长专利。在美国最畅销的12种药物中，平均每一种都有71项专利，从而增加了38年的市场垄断和控制。

更重要的是，国会已经禁止联邦政府代表医疗保险（Medicare）和医疗补助（Medicaid）患者来谈判更低的价格，这迫使美国人在购买相同药物时所支付的价格几乎是其他国家民众的两倍。

策略四：最小化市场竞争

最终，即使是最慷慨的专利保护也会结束，到时公司就必须面对潜在的仿制药竞争。这时候，主要的药物制造商会将策略从影响政策转变为摧毁竞争对手，利用许多合法和半合法的手段来玩弄整个系统，以维持对市场的控制。

一种手段是“有偿延迟”（pay-for-delay），即制药公司同意在一定时间内不参与竞争。这会让非专利药无法上架，并使品牌药的价格居高不下。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显示，这些反竞争交易每年使纳税人的药物成本增加了35亿美元。

另一种摧毁竞争的方法被称为“授权山寨”（authorized copycat）。根据法律规定，首个上市的非专利药有六个月的排他性，然而就在到期之前，拥有品牌药的公司会以另一个名字来销售自己的非专利药。他们为其设定的价格与自己正在销售的药物价格相似，因此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能保持巨大的盈利能力。

也许最厚颜无耻的方法就是“使绊子”（stonewalling），即生物制药公司通过拒绝与仿制药厂商合作来保持市场垄断。仿制药厂商要获得批准，必须向FDA证明他们的药物与品牌药的作用相似，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完成临床实验——其中一半实验参与者服用当前流通的生物制剂，另一半则服用仿制药。当品牌厂商拒绝向这些仿制药公司提供自己的药物样品时，检测结果和来自FDA的批准可能会推迟数年，而任何人对此都无能为力。

打破药物定价行规

除了在适当的时候要求和购买仿制药外，患者几乎无法靠自己来降低过高的药价。长期以来，美国法律一直倾向于对制药公司有利，而且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会改变，除非国会决定采取行动。为了打破制药业在定价上的不成文规矩，立法者必须通过有选民支持的政策。

1. 要求药品制造商证明价格的合理性。一旦制药公司获得垄断专利保护，他们就不需要证明新药价格是合理的，而国会可以要求制药公司通过证明药物的疗效或研发支出来验证价格。在那之前，制药公司将会继续对效果不佳的药物采取过高定价。

2. 消除专利漏洞。作为授予专利的一个条件，国会可以更严格地规定市场专有权的持续时间，并禁止品牌药制造商利用为了保护首个仿制药上市而设定的6个月窗口期。

3. 让美国政府来协商医疗保险药物的价格。在全球经济中，让本国支付比其他国家多一倍的费用会损害本国的企业和公民利益。

本文作者是福布斯撰稿人，曾担任全美最大医疗集团Permanente Medical Group的CEO，文章观点仅代表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