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授权转载自公众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作者苏锡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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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无疑是当下全球最流行的管理范式。它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企业经营理念和经营行为的深刻变革，并且须为之付出高昂的成本。但ESG既然是企业经营上的纠偏，是否会矫枉过正，又如何衡量其中利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学荣誉退休教授苏锡嘉在本文中给出了关于ESG的“另类思考”。

对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提倡和推崇是近年世界范围内对企业经营影响最大的管理潮流之一。长期以来全球企业界偏重于发展，追求规模和效益而轻视甚至忽视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爱护和对利益相关方的关怀。ESG是对这种倾向的一种纠正，是企业经营向本心和良知的一种回归。

ESG不是简单的口号，不是包装，而是企业经营理念和经营行为的深刻变革。一般而言，站在企业外我们能看到的ESG规范通常是ESG信息披露指引、ESG评级和ESG投资趋势。可以说，ESG不仅对投资资金的流向有越来越大的规范引领作用，对存量企业的融资成本也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可以预见，在ESG各项指标上不能达标的企业将来不得不支付更高的融资成本，甚至即使愿意支付更高的融资成本也未必能如愿融到所需的资金。上市公司在ESG披露和合规方面更是受到强制性的约束，未达到要求的有可能受到监管处罚。

既然是纠偏，很容易出现的现象是矫枉过正。ESG会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让我先来问两个问题：试想你去买咖啡，你看到有两杯咖啡，一模一样的口味和品质，一杯标价15元，另一杯标价20元。区别是，20元的那杯出自ESG评级优秀的企业。你会买哪一杯？再问：你去买咖啡，一模一样的价格，一杯是你喜欢的口味和品质，但出自于ESG未达标的企业，另一杯是你不喜欢的，但出自ESG评级优秀的企业。你又会买哪一杯？

第一个问题提醒我们的是，ESG是有成本的，而且成本还不低。ESG成本由谁来承担？显然只能由最终消费者来承担。他们有没有不承担这一成本的选择？恐怕没有。试想，如果所有企业都做到ESG优秀，产品成本由此而显著提高，而增加的成本必须通过提价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如果消费者的收入总额没有改变，他们只能通过减少消费来平衡支出。社会上只具备维持最低量消费品购买能力的人群会因此而产生困难，这绝不是ESG提出者希望看到的结果。换言之，ESG的高昂成本将导致社会生产“质”的提高和“量”的减少，有人因此而得益，也有人因此而受损。

我们再从生产者角度来思考。我曾拜访过一家制造企业，主业是油田钢管的锻造。该公司耗用大量能源，是碳排放大户，产生相当可观的废气、废水。公司微利经营多年，仅能维持，无力做大的改造。公司大股东早已财富自由，本来可以把企业一关了事。但一想到企业的2300名员工和他们背后的几千个家庭，实在不忍心躺平不干。在资本市场ESG要求越来越高和经营成本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夹击中勉强维持，他的困惑是：我的社会责任到底是什么？这个艰难的选择也许也在折磨着低端制造业中的大部分企业。虽然我们渴望中国的制造业快步迈入高端，但现实是，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的大部分制造企业仍然没有走完升级换代这一条路。

依我愚见，虽然ESG是商业文明进步的必然选择，但并不是对所有企业都一视同仁，利弊相当。一定程度上，ESG是对“富人”更有利的游戏。设备先进、产品领先、利润丰厚、对上下游企业议价能力强的企业更有可能成为ESG的赢家。而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小微企业难免会捉襟见肘、雪上加霜。面对可能的融资成本上升，它们更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这或许是我们在提倡ESG时需要谨慎对待的。

我的第二个问题牵涉到产品。如果ESG不能让我们的产品更好、更符合消费者的需求，ESG的价值又在哪里？今天的ESG规范讲的是怎样做企业，而不是怎样做产品。产品很烂的企业照样可以在ESG评级中星光熠熠，尽管我并不否认ESG优秀的企业更有可能是全方位追求卓越的企业，因而做出高质量产品的概率比一般企业会高很多。也就是说，ESG并不是产品优秀的保证。要知道，做企业最古老、最朴素的一个道理是企业必须以产品和业绩，而不是情怀和理念来说服市场。

当然，企业经营，把产品做好、做精只是一个方面。产品再好，如果违法或者违反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企业仍然必须承担严重的后果。所以，企业经营不应该“偏科”。ESG不能达到社会期望水平的，将来将面临高昂的融资成本或进入门槛。同理，ESG做得再好，产品和效率不能胜过竞争对手同样无法在市场中立足。ESG和企业经营的成绩不存在线性的关系，这是我们在提倡ESG达标的同时必须提醒企业管理层的。

以上讨论都基于一个假设，即ESG是否得到公司的实行及有效程度如何可以客观地、公正地由第三方量化计算。事实上，ESG的评分从来就充满争议，尤其是S（社会）和G（公司治理）。目前，全球有六百多家ESG评级机构提供名目繁多的评级，如MSCI（明晟）、Sustainalytics（晨星旗下）、富时罗素、华证指数、中证指数等。同一公司在不同指数中得到的评分可能有相当大的差异，这让使用者非常困惑。

2022年2月，标普500指数把特斯拉从ESG500名单中去除，同时被剔除的还有另外34家公司。对此，马斯克极为愤怒，他称ESG是一个“骗局”，既不公平也缺乏建设性。让烧油汽车满地跑、满地排放废气的石油巨头Exxon Mobil（埃克森美孚）居然名列前十，而致力于取代石化燃料的特斯拉却名落孙山，马斯克怎么也想不通。当然，在被剔除前，马斯克从来没有谴责过ESG500的排名，似乎也挺享受被归为ESG优秀企业的行列。马斯克之所以愤怒，是因为排名的改变将增加特斯拉的融资成本，对融资规模巨大的特斯拉来说不啻是一个重击。马斯克的愤怒和抨击引起不少人的同情，赞同他意见的似乎还不少。

评级机构的评分指标和监管部门的披露要求是企业落实ESG的前进方向和指路明灯。虽然不同机构的具体指标不尽相同，但基本内容的大致指向还是相当接近的。下面是比较简洁但相当有代表性的一个版本。

这张表列示的内容有几点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接近一半的项目很难准确定量计量，如人权、道德与反腐败、环境行动等。而靠定性来考核的项目往往带有比较大的主观裁量余地，其结果容易引起争议和不满。其次，有几个项目不无可操控的机会，如董事会独立性、临时工比率、非歧视举措等。在一家公司被定义为临时工的到另一家公司或许就被当作正式工了；受伤率也是如此，轻伤与重伤、上下班途中的受伤是否与公司相关等，都有难以界定的地方。再次，社会一般大众能感受到的指标主要集中在环境类，而且这类指标的计量相对成熟可靠，因而更被人看重。可以说，重E（环境保护）轻S（社会责任）和G（公司治理）是普遍的现象和必然的结果，而这未必是我们想看到的结果。

对ESG的提倡和关注发轫于发达国家，兴起在成熟市场，积极响应的首先是跨国公司和知名企业。它们之所以积极响应，一方面是境界和格局都比较高，对道德的认可和坚持绝非一般中小企业可比。另一方面它们受关注的程度也高，社会对它们的期望完全不同，引领社会进步的压力首先会传递到它们身上。此外，不得不说ESG的推行有极大的可能帮助大企业获取和巩固竞争优势。毕竟，相比中小企业，它们在实施ESG方面无论是能力还是资源都具有难以比拟的优势。

由此可见，推行ESG不能一厢情愿，不能操之过急。对增量企业的投资可以要求高一点，步伐快一点。对存量企业，尤其是微利脆弱的中小企业，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苦苦挣扎的低端制造类企业，不切实际的ESG高标准弄得不好就是压垮它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要鼓励ESG，方向明确，目标不能动摇，否则中国企业就会被时代抛弃。但实施的步骤必须照顾现实，先易后难，先点后面。实施成本较大的项目要有舒缓成本压力的切实帮扶措施，不然的话弄虚作假、糊弄舆论的种种不良行为都会冒出来。

回到我前面提出的两个问题，窃以为大部分人都会挑价格便宜的或更合口味的咖啡，尽管他们对在企业中推行ESG很可能也是充满热情和期待。ESG所代表的方向和道德追求，大概没有人会表示反对，但要让他们付出切实努力来实现ESG的各项指标，热情也许就所剩无几了。推行ESG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帆风顺，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突发奇想，如果个人也要考核ESG，我会及格吗？我保护环境的习惯能达到优秀，但开的车还是燃油的，两者抵消。社会责任方面，道理都懂，也赞同，但行动付之阙如，口惠而实不至，零分。治理嘛，无论是在家还是在校，服从多于参与，接受超过贡献，接近于零。这么一算，吓出一身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 教授简介 -

苏锡嘉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荣誉退休教授，在中欧任会计学教授前，他是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会计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苏锡嘉教授毕业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Concordia大学，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1982年和1987年分别获得厦门大学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苏教授主要从事国际会计、审计、公司管理、中国会计与审计等方面的研究。其研究课题主要包括家族企业的公司管理、审计员的岗位轮换、审计质量以及盈余管理。

苏教授的研究发表于众多知名的期刊，如《审计：实践与理论》《亚太会计与经济研究》《会计与公共政策期刊》《国际会计期刊》《中国会计与金融评论》《国际会计研究》《国际审计研究》《当代会计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