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宣布重新启动白宫的“抗癌登月”计划（Cancer Moonshot），承诺将在未来25年内努力将癌症死亡率降低50%。该系列文章的主题将围绕癌症领域专家就抗癌登月计划倡议所提出的见解。此外，第三届福布斯中国医疗峰会已于北京时间8月27日（美国东部时间8月26日）举行，本次峰会主题为“抗癌登月国际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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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医疗行业专家兼金融系教授，Andrew W. Lo的职业生涯起点其实并非医疗工作。

Andrew W. Lo说道：“我的朋友和家人都遭遇了不同种类的癌症，这促使我开始接触这个行业，着手了解科学与药物的现状。我意识到其实金融在药物研发中的作用很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极大的，但是人们在药物研发过程中运用的金融方法与获取更多更优质药物这一最终目的相悖。”

“于是我开始思考，我们该如何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来利用金融降低药物开发成本，提高成功率，增加药物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因为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你需要让投资者进入这个领域并且投资数十亿美元开发这些药物。”

这次觉醒让Lo围绕如何将这一想法转化为现实撰写了几十篇文章以及几百篇演讲稿。苦心钻研许久之后，他得出了一个长久有效的结论，抗癌这一挑战并不仅仅只是医疗问题、科学问题或者资金问题，而是以上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体。

“这个道理我花了很久才明白。我想面对面地问那些人，‘为什么这个方面一点进展都没有？这个想法本可以帮助我母亲对抗肺癌。’我还想和那些责怪风险资本家的科学家谈话，和那些责怪科学家的风险资本家谈话。我到处走访，并且很快就意识到，每个人都在互相指责，而他们并没有完全说错，这其实是个系统性的问题。”

于是，Lo决定关注自己有能力做出贡献的地方，也就是资金方面。“我很快就发现，癌症药物研发所面对的挑战之一，就是推动研发的人通常是科学家和临床医生，而他们并没有相关的商业背景，也没有接受过真正的商业培训，这就是问题所在。科学家处理资金问题的方式就是一种证明。假如你是一个申请资助的学者，你现在需要300万美元来进行一些有关癌症治疗的关键实验。你通常会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提交申请，希望能获得300万美元的资助。一般情况下，你会得到这样的答复：‘这个项目真的很有趣，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你看100万美元可以吗？’对此，科学家们通常都会回答，‘十分感谢，我接受这个提议。’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因为他们会用100万美元做力所能及的事，然后再去申请另一项资助。”

“但是在风险投资行业，这个策略可能会适得其反。在风投行业中，你需要300万美元来完成实验的某个关键部分，但是资助只有100万美元，那接受这100万美元也没什么坏处。但是当这100万美元用完了，需要另外200万美元的时候，如果经济恰好处于萧条期，你就寸步难行了。因为如果没有额外的200万美元，你的员工就会离开，因为他们还要养家，而现在你就被困在一个既没有人也没有足够资金的公司了。这个时候，知识产权只能以低价出售，因为在生物技术领域，知识产权和人员是分不开的。”

“我从中学习到的是，正确的商业模型和融资实际上是药物开发成功道路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跨越障碍，你不仅要选择正确的科学和正确的药物，还要选择正确的商业模式和融资伙伴。这就好像建一座桥。如果建造一座桥需要1亿美元，但是你只有5,000万美元。你不会因此就只去建造半座桥，因为造出半座桥并不代表它可以发挥整座桥一半的作用。这就是我一直关注的部分,也是我认为抗癌登月计划应该把商业策略和金融创新纳入其中的原因。除了蓝丝带顾问委员会中的所有科学家之外，我还希望能够看到一些金融专家，他们能够切实地谈论资助问题。”

“虽然政府提供资金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这还不足以让我们到达终点。我们需要私营部门投入数十亿的资金，以配合政府为这一事业所投入的数亿资金。”

Lo也相信“抗癌登月计划”能够鼓励更多人参与风险投资捐赠。他说：“在资助与癌症治疗相关的基础科学方面，慈善历来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慈善组织在医学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慈善机构参与其中的方式在过去的15到20年间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他们现在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提供资助，而是利用资源在药物开发方面投资。‘投资’和‘提供资助’是不同的。””

Lo对此解释道：“‘提供资助’的背后思想是，除了阐述资金用途的报告外，你对于回报没有任何期待，等价交换是不存在的。事情的本质就像是：‘这里有些钱，你收下之后好好工作吧。’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慈善家会这么说，'我希望你能成功开发一种药物，我愿意和你一起投资。我可以支付临床试验的费用，但作为交换，如果你成功了，我希望得到风险投资公司可以从你这里拿到的东西，例如特许权使用费。”

Cystic Fibrosis Foundation就是这种风险慈善模型的典型例子。1994年，当新上任的首席执行官Bob Dell带领该基金会首次踏上风险慈善事业征程，它对一些愿意与基金会合作开发囊性纤维化疾病药物的生物医药公司进行了投资。在那之前，所有治疗囊性纤维化的方法都以疾病症状为导向，而不是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

在往后的10年里，他们开始对愿意开发该疾病药物的生物技术及农业公司进行投资。基金会不仅提供资金，还在专业知识、病人登记以及自然史等方面给予大量帮助，从而降低了这些生物技术公司和制药公司为了参与项目而必须跨域的门槛。最后，基金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开发了五六种有效治疗囊性纤维化的药物。得益于此，从20世纪90年代起，囊性纤维化患者的预期寿命延长了一倍。

“他们不期待得到任何经济上的回报。他们想要的是巨大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力不仅包含新型药物，也包含大量的经济回报。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回收资金，再重新把资金投入到开发囊性纤维化基因疗法以及提高该疗法治愈率这两个方面。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风险慈善家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愿意投资风险投资公司通常不愿意介入的领域。由于视野更加长远，前者愿意承担风险，这些风险慈善家的目标是可以在不考虑经济回报的情况下开发药物。因此，他们在生物医学生态系统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抗癌登月计划能够以切实改变现有癌症应对方法为最终目的，整合生态系统中所有相关物种。”

“我认为联邦政府应该提供额外的资源支持。有些事情风险慈善行业无法做到，但是高级健康研究计划局（APRA-H）却可以。比如，他们可以通过提供政府项目来担保某些种类的债务，例如癌症债务。”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情况，如果政府发行一些癌症债券用于支持癌症研究，并向贷款人提供一定的利率，但是如果研究成果能够为投资者提供价值，股权酬金就会随之上涨，这对于风险慈善事业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这就像是一个真正的生态系统一样，为了有效治疗癌症这一最终目标，不同的物种各司其职。”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抗癌登月计划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利用全球资本市场。细想一下，金融危机是一桩极其不幸且极具破坏力的事件，而细看原因，这场危机其实是由金融创新导致的，它让全球投资者都能够投资美国的住宅房地产行业。在此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投资美国房地产都可以获得巨大的回报。它是一个渠道，吸引全球资源进入一个特定市场，所有人都能从中获利，当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就不是这样了，我们那个时候已经越线了。”

“如果我们用一样的工具，但是着眼于治疗癌症并且摒弃多余的东西，事情会怎么发展呢？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运用在金融危机中学到的东西，能够以负责谨慎的方式利用金融工程，那一定可以达成巨大的成就，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像当年参与美国住宅房地产市场一样参与这项行动的话，那结果就更是如此了。”

“虽然危机本身是一个‘糟糕的悲剧’，但是其中也不乏一丝希望。目前，有数以百万计的房主没有拖欠抵押贷款，他们在联邦国民抵押协会（Fanny Mae）和美国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Freddie Mac）的帮助下买到了房子。政府政策和金融创新这样的金融工具让他们过上了本来不可能有的生活。这同时也是政策制定者希望看到的局面。人们应该拥有自己的美国梦并有能力买下属于自己的房子。”

“就像我们利用金融工程抗击癌症一样，如果我们同样利用金融工程引导全球资本市场进入这一特定领域，我相信一定可以创造巨大的影响力，达成计划目标。这意味着抗癌登月计划不仅需要专注于药物方面，也需要专注于金融和商业两方面。我相信他们有足够的资源能够做到这一点。”

“在其它行业里有一支拥有专业知识的投资银行家大军，除了让富人更加富有，他们非常希望利用这些专业知识做出点贡献。对于在华尔街工作的人们来说，他们真心热衷的一件事，就是利用自己开发的工具真正地影响人类。如果拥有正确的商业模式，你很可能可以一边吃蛋糕一边减肥。通过做善事取得成就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你必须为此付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