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谁来给我们养老?
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以及各地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统计公报,2018年末,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增加827万人,达到了16658万人,比重上升0.5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
以65岁及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之比作为老年抚养比来看,2018年中国老年抚养比达到了17%,这创出了1990年以来有数据可查的历史纪录,相比1991的水平,几乎提高了一倍。
从各地情况看,四川、重庆、山东、江苏等地的老年抚养比在20%左右,远高于全国,这些地方未来养老金支付压力也很大。
对此,3月21日,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刘昌平指出,随着老龄化速度加快,现在需要有应对措施,比如可以实施延长退休年龄的措施,严控违规提前退休,同时要鼓励生育。
“发达国家退休年龄基本在65岁。中国现行的退休政策是50年代政策的延续,现在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当时人均寿命较低,而现在已经明显提高,退休年龄肯定要延长。”他说。
老年抚养比创历史最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末人口总抚养比为42.4%,创下了200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如果单看老年抚养比,则达到17%,这一数据的背后是全国老年人口在快速增长。
总抚养比,是指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之和。其中,少儿抚养比,是指0-14岁人口与15-64岁人口之比。
2018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4949万人,占17.9%,比上一年增加了859万人,比重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6658万人,占11.9%,比上一年增加827万人,比重上升0.5个百分点。
而在201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586万人,如果把60周岁及以上的24949万人作为退休人员测算,这意味每3个人工作,要养活1个老人。
3月21日,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室主任杨昕指出,当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规模增加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时,就会出现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上升的情况。
中国0-14岁人口在2011年末达到最低谷,为2.22亿,之后逐年走高,到2017年末回升到2.33亿,2018年末达到了2.49亿。
同一时期,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始终保持了增加态势,2017年底达到1.58亿,2018年底达到1.67亿;而同一时期我国15-64岁人口规模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自2014年末开始从10.05亿下降到2017年末的9.98亿,2018年末再降低到9.8亿,分子增加而分母减少,最终的结果自然是总抚养比的上升。
中国总抚养比在1994年末是50.1%,到2010年末降低到34.2%,然后持续提高,到2018年末升高到42.4%,比上一年提高了3.2个百分点。而老年抚养比从1990年末的8.3%,提高到2018年末的17%,几乎是年年都在上升。
3月21日,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指出,少儿抚养比在最近几年放开二孩后有所上升,但是老年抚养比几乎一直在上升。“老年抚养比会一直上升,这是无法控制的。”
配套措施需尽快出台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一些发达地区以及部分欠发达地区老龄化水平都很高。比如2018年末,四川省65岁及以上人口1181.9万人,仅次于山东,位于全国第二;占人口总量比重的14.17%,仅次于辽宁、上海和山东,位于全国第四。
面对老龄化加快的情况,乔晓春认为,有两个应对办法,一个是退休时间延迟,另外一个是通过生育延缓老龄化的速度。
“但现在的问题是生育的意愿已经不高,应该转向构建老龄化社会,对民生的投入要增加。比如日本政府投入养老的补贴占养老金的1/2。而更重要是强调对老人的照顾和护理,2000年日本又出台了‘长期照护制度’,有长期照护保险,这一保险日本政府补贴了50%。”
乔晓春指出,中国下一步不光要在养老保险上加大力度,在养老护理上也要尽快起步。“中国在这个制度上是几乎空白的。要更多地从体制上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靠多生几个孩子来解决老龄问题。”
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比上一年少了200万,出生率为10.94‰,为1949年以来的最低。
杨昕指出,应对人口老龄化,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延迟退休和引入外国劳动力。
例如欧洲和日本都已经将退休年龄向后延迟,他们还通过评估本国劳动力短缺行业,有针对性的放松对相关技能的劳动力的移民政策。
杨昕指出,延迟退休是可行的,原因是我国公民退休太早。“2017年全国平均预期寿命超过77岁,中国法定男性退休年龄60岁、女性55岁,对于部分人而言最早45岁就可以办理提前退休,全国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
刘昌平认为,退休年龄肯定要延长,同时要鼓励生育。“通过对生育子女提供相应补贴、增长妇女的产假时间、方便子女就学、就医给予优化等政策,来提高生育率。”
我国拟实行延迟退休年龄制度,自2016年开始研究设计方案,有望到2022年正式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