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劳动力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贸易与就业成为当代国际贸易研究的重要课题。今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旨在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更好研究贸易与就业的关系，在坚定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稳定国内就业、不断扩大就业。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各国根据其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进行贸易。出口扩大，意味着产品需求增加，就业增加;进口扩大，意味着竞争部门的产品需求下降，就业减少。在充分就业的假定前提下，劳动力在不同部门间转移，失业人口会自动地在新的部门找到工作，因而传统贸易理论并不涉及贸易带来的就业问题。这意味着，虽然贸易会影响工资率和部门间的就业调整，但在充分就业的假定条件下，贸易本身并没有影响就业的总水平，因此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忽视了对贸易与就业关系的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在就业数量方面，外包和国际投资使发达国家的就业外移，出现劳动力全球化趋势;在就业质量方面，随着劳动力国际流动和转移，贸易与失业、贸易与不平等、贸易与工作安全等问题也相继出现。

在此背景下，经济学家开始关注贸易和就业的关系，研究在影响就业的两大因素——技术与贸易中，哪个因素对就业的影响更大?贸易怎样影响就业的水平与结构?贸易对劳动力工资水平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开始高度重视贸易全球化对就业的影响。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对此联合开展研究，讨论的议题包括：贸易开放带来的竞争加剧所引发的就业水平和结构的变化，是否增加了熊彼特所描述的“创造性破坏”?贸易对就业的冲击有多大?国际组织如何与各国携手应对劳动力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等等。

最新研究显示，从长期和整体看，贸易会对一国产业结构优化、高技能工人就业、劳动力工资提高以及妇女就业等产生积极影响。

贸易对就业水平和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 贸易的进口与出口都创造就业

○ 贸易影响劳动力的部门结构、技能结构和性别结构

○ 贸易全球化会提高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水平

就业作为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一直受到各国的高度关注。国际分工使产品的生产环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对于进口扩大是否必然导致失业增加这个问题，近期国际上的研究有了新的发现。

第一，贸易的进口与出口都创造就业。

出口带动就业增加。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当出口增加时，由于生产规模扩大，拉动国内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提高，会导致出口行业的就业机会增多、工资水平提高。值得注意的是，进口也会带动就业增加。按照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出口带动就业，进口却使国内商品和服务需求减少，会降低就业机会，并导致工资水平下降。但最新研究显示，国际分工使产品的生产环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因资源全球配置，生产由不同国家在多次进出口中完成，在某种意义上看，进口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出口，进口也会带动就业的增加。进口带动就业的路径，一是进口中间产品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市场扩张，并随着销售收入的提高带动就业。二是进口产品刺激竞争与创新，有利于提升一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从而带动就业。

对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某些国家、地区的失业状况，发达国家普遍关注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对国内失业人口增加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则主要关注其对本国就业、工作条件的影响等。

第二，贸易影响就业结构。贸易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劳动力的部门结构变化、技能结构变化和性别结构变化。

从劳动力部门结构变化来看，贸易增加了服务业就业。贸易在带来产业结构变化的同时，也导致就业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转移。由于发达国家在商务服务、研发、设计及金融服务等可贸易服务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因此贸易会促使这些国家专门发展可贸易服务业生产，创造更多的服务业就业机会，服务业作为创造就业和劳动收入来源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这种变化。贸易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加速就业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

从劳动力技能结构变化来看，贸易增加了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根据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在技术相对丰裕的发达经济体，贸易将增加对高技能工人的劳动需求;在技能相对稀缺的低收入经济体，贸易可能会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但近期的研究显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贸易都导致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增加。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离岸外包价格下降，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将非核心竞争力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专注于发展技能密集型产业，导致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同时，外包的转移也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从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化来看，贸易增加了女性就业机会。贸易开放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妇女的就业机会，缩小了男女工资差距;贸易的竞争效应减少了对女性的就业歧视，为女性就业提供了更多机会;电子商务发展和全球价值链有利于妇女进入全球市场，也提升了女性的就业机会。

第三，贸易影响工资收入。在李嘉图模型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劳动生产率差异决定各国的比较优势。当一国开放实行自由贸易时，出口产品相对价格上升，进口产品相对价格下降，实际工资因贸易开放而提高。最新研究显示，贸易全球化会提高平均收入水平，可贸易部门工人的工资高于不可贸易部门工人的工资。出口企业与国内企业相比，其规模更大，生产率更高，资本密集程度更高，工资也更高。同时，进口也有利于工资提高。贸易导致资源的重新分配，使一国就业结构在不同职业、企业或部门层面上发生变化。对高技能工人需求的增加，不仅意味着熟练工人在就业中的占比增加，而且会导致更高的技能溢价。与此同时，相关实证研究表明，贸易在增加熟练工人工资的同时，也增加了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使低技能的工人也获得了收益。

稳就业需着力推动货物贸易增长

○ 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 开拓货物贸易新市场

○ 实行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 ○ 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创造新增就业

○ 推动技术创新等打造出口竞争新优势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相对于此前工业革命对就业的影响，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就业的影响范围更广、速度更快，就业市场两极分化的趋势将更明显。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复杂变化，必须将稳就业摆在当前工作的突出位置，在推动贸易发展的同时，着力稳定并且扩大就业。

我国是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货物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超过85%。从短期和中长期看，稳就业的着力点应首先放在确保货物贸易的稳定增长上。

一是积极倡导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继续发挥中国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中的引领作用，更好稳定市场信心和国际社会预期。

二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实行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的贸易投资金融政策，开拓货物贸易新市场。2018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6.3%，高于同期我国外贸增速3.7个百分点，占外贸总值的27.4%。贸易投资金融政策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实行市场多元化战略，将有利于减少我国对发达国家的过度依赖，防范贸易冲突扩大带来的风险。

三是实行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降低贸易成本，提升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新的竞争优势没有形成且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应着力实行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降低贸易成本。可考虑在加快复制推广自贸区改革试点经验的同时，在上海等自贸区继续创新试点，保持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四是引导外资投入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创造新增就业。可考虑实行特殊的区域政策，引导外资投入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推动产业发展，创造新增就业。

五是以进口扩大倒逼国内技术创新、品牌建设等，打造我国出口竞争新优势。当前，进口作为价值增值和出口的一环，也有助于扩大就业。为此，我国探索稳就业的思路应从稳定和扩大出口拓展到统筹扩大进出口，发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技术创新、品牌建设、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的溢出效应，打造我国出口竞争新优势。

创造就业需更好挖掘服务贸易潜力

○ 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释放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对扩大新增就业的潜力

○ 深化教育改革，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

○ 以开放促创新，提升服务业国际竞争力

在创造就业方面，长期看需以发展服务贸易为着力点，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建立推动就业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无论是存量还是增量，目前全球就业的一半以上都在服务业。贸易对劳动力就业部门结构的影响也显示，就业正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同时，按照价值增值统计，服务贸易在总贸易中的占比已超过40%，因此从长期来看，未来创造就业的潜力重点体现在服务业。

第一，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释放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对扩大新增就业的潜力。2016年全球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达65.08%，而2018年我国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仅为52.2%，服务业发展创造新增就业的潜力巨大。我国应以发展服务业为突破口，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进一步开放研发设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进一步开放养老、医疗、教育、文化等生活性服务业，以开放促进服务业与服务贸易跨越式发展，创造新增就业。

第二，全面深化教育改革，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目前全球就业市场发生的新变化是：对高技能工人需求提高，就业模式由标准就业向非标准就业转变。贸易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也显示，贸易增加了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这些都意味着良好的教育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为此，应完善我国扩大就业的长效机制，将教育置于改革的优先地位，扩大教育市场开放，在完善有效监管的前提下，鼓励各种市场主体从事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教育、继续教育，培育大学生、退伍军人创新创业创造能力，促使其进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领域就业;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可考虑放宽对国际自然人流动的限制，消除劳动力、人才流动的障碍。

第三，参与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和全球贸易治理，以开放促创新，提升服务业国际竞争力。WTO最新研究显示：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可能深刻改变国际贸易方式、贸易对象和贸易内容;数字技术可能会促进贸易特别是服务贸易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目前，世界贸易发展已经开始迈向以数字贸易为主的新阶段，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之一，我国已加入了电子商务规则谈判。我们需更好对接全球服务贸易规则最新变化，加快推动建立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以开放促创新，提高制度创新的质量，大力促进数字贸易发展，为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女性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赵 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