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深圳楼市因出现“疫情景气”而引发关注。本报调查发现，在经济受疫情影响陷入困境的同时，深圳房价却出现一波上涨行情。帮助中小企业脱困的低利率政策资金绕道进入楼市，成为深圳房价创新高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件事有两点让人难以接受：一是经济下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均不乐观，但房价上行创新高。这个反差很“魔幻”，基本经济规律为何失效了?二是本意在为中小企业纾困的资金，竟然有一些没有用在正道上，而是流入楼市，与“房住不炒”的政策导向背道而驰。

纾困资金被用于投机，这一问题光靠道德谴责难以解决。人们可以谴责银行审核不严，但银行本身就有中小企业贷款占比的监管要求，多放贷款才能完成任务，哪里有从严审核的动机呢?再说，银行最重视资金安全，客户拿到资金后怎么用风险大怎么用风险小，银行不可能没考虑过。人们可以批评中小企业主不务正业，辜负了政府的好心，但人都是理性的，没有认真比较过经营实业和炒房两者的收益与风险，他们是不会贸然做出决定的。人们也可以批评购买注册资料进而套取资金的一般买房者，但没有得到银行的默许，他们这么做不会成功，而且从历史经验看，类似这种用假资料买房的人，没听说谁受到过什么惩罚，吃过像样的亏。

在纾困资金流入楼市这件事上，我们就不能停留于道德层面，而要反思更多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中小企业到底是缺钱还是缺信心。如果只是现阶段缺钱，那么政府和社会可以想办法予以帮助;如果是缺信心，不太想经营实业或者只是把手中的实业当作玩“虚”的平台，那么就不是政策资助能解决的了。一旦企业心不在实业，总会有办法把政府和社会资助“挪用”到其他地方，防不胜防。如果有较多的中小企业对实业没有信心，我们就应去调查企业为什么没有信心，把真正原因找到，再对症下药，恢复和增强他们的信心。毕竟中小企业解决了大部分的就业，他们有信心，经济才能稳定，社会才能稳定。

第二个问题是，金融资源到底如何才能流到最需要的地方。对金融机构来说，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大，按市场化方式他们得到信贷的难度大、成本高，但中小企业又很重要，需要外部的支持。目前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政策性金融范畴，但又是通过商业性银行来执行，这与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运营在性质上有一定冲突，所以需要监管介入。如何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有效性，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出事”后象征性地罚酒三杯只会鼓励人们继续违规。

第三个问题是，楼市何以成了人们心目中的避风港。我们一直致力于降低实体经济资金成本，同时严防资金流入楼市等“虚”的领域。之所以要一直高度警惕，是因为楼市长期呈现的低风险、高收益特点，使其有源源不断的吸金能力，尽管一些地方房价已非常识指标所能解释，但仍被很多人视为避风港。既然是避风港，资金趋之若鹜，要严防死守不让资金流入，太难了。

楼市何以成为避免港?楼市与实业之间为何有那么大的差别，我们有没有办法让实业也像楼市一样成为避风港?如果可以，就不需要担心资金流向哪里了。因为资金总是流向收益高风险低的地方。这是最自然的现象，最浅显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