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同为新一线城市，但15个城市2017年-2019年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常住人口格局。

2020年15座新一线城市包括成都、重庆、杭州、武汉、西安、天津、苏州、南京、郑州、长沙、东莞、沈阳、青岛、合肥、佛山，其人口竞争力如何排座次?

大幅降低落户门槛，且将西咸新区人口纳入人口总数后，西安在近3年以新增128.87万常住人口，排名15个新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增量第一位。常住人口增量连年提升的杭州，则以近3年117.2万的增量，排名新一线城市第二位。

和它们相比，天津近3年以来出现常住人口-0.29万的增长，沈阳3年增长了3万，势头微弱。

为何新一线城市人口竞争力差别巨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我国处于人口红利下行期，人口出生率整体下降是趋势，因此如何吸引更多人口成为城市的一个难题。城市的制度环境和经济发展相对有吸引力，就能吸引更多人口流入，反之则会出现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劳动力的外流。

杭州3年实增人口超百万

近3年来，新一线城市呈现完全不同的人口格局。

对排名第一的西安来说，如果扣除最新纳入统计的西咸新区咸阳部分60多万人口，2017年人口不会大幅增长。这样来看，近3年以来，新一线城市的人口冠军是杭州，这也是排除被动人口增长之外，唯一一个近3年来常住人口增长超过100万的新一线城市。

需要注意的是，杭州的常住人口增长是连年递进的。2017年，杭州的常住人口增长为28万，2018年这一数据达到33.8万，2019年这一数据高达55.4万。

杭州常住人口激增的背后，一个数据不能忽视，这就是杭州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增长。2017年，杭州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跌至谷底，仅为1.4%。不过，2018年和2019年，杭州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上升到10.8%、11.6%，明显超出浙江省的7.10%、10.10%。

其中，第三产业成为杭州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方向，2018年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2%，2019年增长12.2%。2018年、2019年杭州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7.5%、8.0%，明显超出GDP增长。

杭州经济的发展优势是什么?就是经济成功转型，以及背后活跃民营经济的推力。

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浙江的民营经济非常发达，民营经济是解决外地人就业的最大出口，因此杭州有能力吸纳更多外地人就业。此外，杭州的经济转型比较成功。

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杭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3795亿元，增长15.1%，高于GDP增速8.3个百分点，占GDP的24.7%。数字内容、软件与信息服务和电子商务分别增长16.3%、15.7%和14.6%。

此外，2019年，杭州民营经济增加值9378亿元，占GDP的61.0%，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年末，全市私营企业63.2万户，比上年末增长14.0%;个体工商户61.0万户，增长19.6%。

自古与杭州合称苏杭的苏州命运则迥异，近3年苏州常住人口增量仅为12.43万人，在新一线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三位。

在当地的统计公报中，苏州指出，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较多困难和挑战，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产业优化转型仍处于攻坚阶段。

珠三角新一线城市中的佛山和东莞经济总量排名广深之后，位列珠三角第三、第四位。从这3年常住人口增量上看，佛山和东莞存在较大差距，佛山增量达到69.59万人，东莞只有20.31万人。

孙不熟表示，这两个城市的民营经济都比较发达，同时转型升级都取得初步成效。但常住人口增量不同，和这两个城市的产业结构有关，东莞更多是外向型经济，佛山则更多为内生型增长模式。

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东莞进出口总额13801.65亿元，比上年增长2.8%。进口5172.87亿元，下降5.3%;出口8628.78亿元，增长8.5%。其中，加工贸易出口3502.46亿元，下降1.9%。佛山全年进出口总额4827.6亿元，比上年增长5.0%。

“随着东莞的转型升级，很多低端产业不断转移出去，尽管新的产业发展也挺好，但是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较多，导致东莞常住人口增量不多。”孙不熟说。

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对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佛山和东莞常住人口增长差异，还与这些地方的本地人口占比有关。东莞有更多的外来人口，人口流动性更大，因此在产业转型的背景下，流入和流出的人口都很多，两相抵消导致东莞的常住人口增量不算大。佛山的本地人口更多，主体人口相对比较稳定。

工业化利于吸纳人口

成都、重庆、郑州、长沙、佛山等城市，以及扣除人口被动增长后的西安，近3年常住人口增量都在60万-80万之间。

这几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长原因各不相同。以西安为例，近3年西安的人口增速出现快速上冲又明显下跌，这背后落户政策放宽的短期刺激起到直接的作用。

成都、长沙和郑州则是真正的强省会。近3年以来，四川、湖南和河南的常住人口增量为113万、96.4万和107.71万人，成都、长沙和郑州的常住人口增量，占该省常住人口增量的58.7%、77.7%、58.3%。

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原因不能忽视，那就是工业化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这些地方所带来的人口流入。

数据显示，这5个城市2019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均超过6%。其中，西安第二产业增加值3167.44亿元，增长7.6%;郑州第二产业增加值4617亿元，增长6.2%;长沙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4439.32亿元，增长8.0%;成都第二产业增加值5244.62亿元，增长7.0%;重庆第二产业增加值9496.84亿元，增长6.4%。

根据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第二产业增加值386165亿元，增长5.7%。也就是说，这些城市增速均高出全国水平。

工业化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业化推进，对就业人口的吸纳非常明显，也会明显推动GDP增速。以上5个城市的GDP增速，在2019年均超过全国平均的6.1%。

如果一个地区能保证当地的GDP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那么就有望吸纳更多的就业。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地区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那么人口低增长或者负增长的概率就会加大。

天津和沈阳就是如此。2017年到2019年，天津的GDP增速为3.60%、3.60%、4.80%，沈阳的GDP增速为3.50%、5.40%、4.20%，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天津2017年到2019年常住人口增量为-5.25万人、2.73万人、2.23万人。沈阳近3年的常住人口增量为0.2万人、2.2万人和0.6万人。

孙不熟指出，这两个城市均为重工业城市，但随着重工业产能过剩，加上这些产业主要以国企为主，而新的产业转型还没有完成，因此新吸纳的就业人口在减少。

数据显示，2019年天津第二产业增加值4969.18亿元，增长3.2%;沈阳第二产业增加值2178.6亿元，增长2.4%。

未来要在吸纳人口的竞争中处于优势，改善营商环境、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是各个城市的“必答题”。

天津2019年统计公报显示，制定《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不断深化“一制三化”改革，深入落实“天津八条”“民营经济19条”及32项配套细则。2019年，天津民营经济增加值增长5.1%，快于全市经济0.3个百分点;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工业总产值增长4.1%，快于全市0.1个百分点，占比32.6%。

陆杰华指出，尽管同为新一线城市，但是从制度环境、就业环境、宜居程度上看，城市之间已经拉开了差距。未来的城市人口竞争可能是多方面的，包括就业、学业、置业“三业”的质量如何，如果一个地方的就业质量比较差，教育资源不足，人文环境也不佳，那么这个地方不仅很难吸引人，来了人也很难留住。

孙不熟指出，未来即使在新一线城市中，人口的马太效应也将越来越明显。因为目前中国在走发展创新型产业的道路，这些产业必须靠近人才中心，必须有足够的资源聚集。

这意味着，新一线城市需要在产业转型获得新的竞争优势，提升人口流入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