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孙建波、张志鹏

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假设和“扩大内需”对策一再地被经济现实所否定，供给学派思想精髓越来越多地被当代经济现实印证。当前危机全球化和纾困长期化的现实表明，可持续增长动力的培育在于通过向要素投资形成有效供给，用有效供给来创造需求。供给决定需求在发展的意义上体现为供给的品类决定了可供需求的品类，供给的质量决定了可供需求品的质量，供给的产业生态决定了需求的社会生态，供给环节的收入分配决定了有效需求的结构。驱动供给提升的关键在于要素。在要素重估阶段，高质量要素能够参与到GVC更高端的分工，获得更高收入，从而形成消费能力。这一良性循环的形成是中国实现经济内生增长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八大描绘了未来5到1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这一目标和任务要求中国必须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笼罩下的困境，克服当前广泛讨论的“刘易斯拐点”、“中等收入陷阱”、“滞涨”等宏观经济问题。然而，4万亿投资的负面影响仍未褪去，新的增长动力仍然缺失。特别是进入2011年以来，在通胀未明显好转的同时经济增速开始放缓。2012年一季度GDP增长8.1%，第二季度同比增长7.6%，第三季度同比增长7.4%。工业生产增速低迷，企业经济效益有所下降。国民收入的可持续增加面临经济增长模式的考验。

面对中国经济的起伏变化，大多数学者依然延续了凯恩斯主义的分析范式，纷纷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方面查原因，找出路。中央政策也基本上以此为理论依据，将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主要任务。例如，2012年07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座谈会，并就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六点意见。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已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加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再如，在2012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对中国宏观经济展望写道：“全球经济正处于去杠杆和再平衡进程中，发展动力和结构调整转换过程难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影响，全球经济可能在较长时期处于相对疲弱、反复震荡的大环境中。国内结构调整和扩大内需任务仍然艰巨，内生增长动力还需增强，宏观政策需要更好地平衡速度、结构与物价之间的关系，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

虽然从内需不足的角度来理解经济状况比较容易，但却很难提供可行的对策。事实上，许多人都能够从数据中解读出“三驾马车”乏力的主要原因。包括：美国经济疲软和欧债危机导致中国出口困难；基础设施投资下降、房地产开发投资萎缩和民营经济不景气共同造就了投资需求不足；住房、汽车、家电三大消费遭遇困境，消费拉动力明显下降。如果再深入来看，则会进一步归结到各项生产成本的过快上升，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能量不足，效益有限。倘若这些原因都对的话，则很难寻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毕竟美欧经济短期内无法恢复，基础设施与房地产投资蕴含的风险较高，可支配收入水平较低，成本上升趋势无法逆转，从而政府推动经济增长也就失去了基础。

这样一来，似乎中国经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死结”，扩大内需的政策导向也陷入了一个内在的悖论：(1)生产成本增加，收入难以提高；(2)收入不提高，用什么来消费和投资？(3)消费和投资需求有限，无法改变产业链低端位置；(4)低端产业受制于生产成本增加。而且，传统宏观经济政策所热衷的政府借债投资除了继续增加低端产业和低效项目外，收效越来越小。

显然，“增长死结”的存在并不只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运用得当的问题，而是其理论依据所存在的基础性错误。具体来说，就是所谓的凯恩斯有效需求的理论假设是一种长期延续的错误。现在到了将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关注点从“需求侧”开始转向“供给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恢复供给学派的精髓，寻找到新的内在经济增长之路。

将经济增长的视角转向供给侧(supply-side)不只是对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的一次“颠覆”，而是向古典经济思想的一次回归，不过这一回归是建立在对全球价值链(GVC)、合约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及企业家精神理论等一系列新兴理论基础之上的。

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者很少深入探索“需求”因素，他们把非凡的观察力集中于“供给”以及影响供给的“赋税”政策方面。到让·巴蒂斯特·萨伊为止，这种倾向演化到极致：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这一所谓的萨伊定律“实质上认为在制造一种产品时所付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总额，就足够用来购买这个产品。”“从整个经济来看，购买力和生产力总是能够平衡的。(乔治·吉尔德，1985，第48页)”“萨伊定律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一种重要的学说。它指出了依靠生产获得的收入是否足以用来购买产品，最终并不仅仅受产出规模的限制，从而揭示出那种普遍地经常产生的认为经济增长必与某些不可逾越的限制发生冲突的担心是错误的(约翰·伊特韦尔，1996，第270页)。”

凯恩斯把萨伊的基本理论看作是一种自明之理，但他强调的却是在市场过程中赚来的一些钱被储蓄起来的问题。“根据凯恩斯的看法，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企业家为什么不愿把公众储蓄用于投资。”其结果是“商店和仓库里堆满了货物，银行里和床垫下积蓄了许多存款，工人们失去了工作。”“根据凯恩斯的意见，究竟储蓄事实上是不是由投资来填补，取决于企业家和金融家反复无常的意图和”血气“。(乔治·吉尔德，1985，第50页)”基于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给出的政策选择是，通过扩大政府干预，刺激消费需求，降低利率以扩大投资需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居于统治地位。但是进入70年代以后，美国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滞涨”局面。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供给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就重举萨伊定律的大旗，强调要注重经济运行的“供给方面”。他们批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的恶果，“需求受到了过度刺激，而供给却被窒息于不必要的管制、税收、通货膨胀和我们国外竞争者并不关心的经营法规的各种阻碍生产措施的绞索之中(尹伯成、华桂宏，1996，第19页)。”供给学派思潮进一步对美国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直接影响，并成为8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政策转变的理论依据。

虽然说供给学派内部的观点多样，最终也未能占据经济学的主流。这既是因为其理论政策与政府短期利益、主流经济学存在对立，更主要地是因为缺乏对制度因素的深入认识，其理论建构是不够系统坚实的。但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供给学派还是留下了一系列有远见卓识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路。具体来看，这些洞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基于“拉弗曲线”的“税赋——收入反馈”理论。它是指，高税率达到一定程度后将使(货币经济的)产量不断收缩，而低税率则可以使产量不断增加，这样，由于税收与产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低税率也可以产生较高的税收水平，在经济中也就存在着相同政府税收收益水平上的两种不同税率。

(2)需求包含在企业所推动的创造性的生产和供给之中。供给学派认为，货物过剩是表面的，如果存在的话，也只是“劣等货”过剩。这种表面的生产过剩的深刻原因并不是需求不足，而是意味着缺乏创造性的生产，缺乏新的供给和由此引致的新的需求。供给的真实扩张是建立在生产率提高之上的。需求并不是已经存在的，它只存在于企业家的想象中。企业或者“生产者”，在引起、形成和创造需要(求)方面起着主要的首创性的作用，“企业以”创造性的破坏“为原则，在追求高效率、高生产率的生产过程中，不断地创造新的供给，这种供给不再是机械而被动地适应消费者的既有需求，而是能够激发起消费者心目中尚未存在或还不甚明确的消费”欲望“。”[1]企业的决策，尤其是其投资决策，在决定消费者购买的数量和基本类型方面是关键性的因素。不同规模的大小企业在创造市场上各具独到功效。

(3)“向上流动”是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收入水平的内在动力。供给学派在抨击高税收和高福利不利于增加劳动供给，就业与工作努力的同时。认为通过降低税率，减少社会福利开支，人们将会保持积极的工作意识，提供更多的劳动供给，人们(特别是低收入阶层)会对“向上流动”充满希望，推动工资率的逐步提高，从而缩小社会上的贫富差距。

(4)税收会更为直接地引起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成因上，供给学派联系税制，强调的是供给下降因素而不是需求过多因素，也不是货币过多因素。高税收在减少商品供给的同时，没有限制住货币的供给，结果就会出现典型的通货膨胀。

(5)供给学派的政策基点是供给管理，其政策核心是减税，削减边际税率。反对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和不适当的干预，倡导经济自由，强调政府行为的非生产性，控制政府开支。认为创造就业机会主要靠个人，政府创造就业是一种“幻想”。在货币政策上注重“正确的政策就是稳定、适度和可测的货币增长(尹伯成、华桂宏，1996，第34-100页)。”

正是经过这一系列新理论的解析，供给学派对美国30年代大萧条的原因给出了新的解答。他们认为“是政府一系列不明智的行动促使了经济下降并阻碍了经济复苏。这些行动包括：30年代的惩罚性的抬高税率，货币供给量大幅度的缩减以及诸如故意地销毁农产品等反供给措施等等。(尹伯成、华桂宏，1996，第103页)”大萧条时期“投资之所以紧缩，并不只是因为精神不振，而是因为穆斯特-霍利关税法导致了国际贸易体系的崩溃、银行倒闭和中国银行的错误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严重紧缩，还有实际利率的上升(即名义利率按预期的通货紧缩而加以调整)以及一系列不健全的税率的增加”(乔治·吉尔德，1985，第51页).

供给学派的这些理论观点和对策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思想，但也囿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理论研究的进展。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经济发展实践与经济学理论创新都为供给学派的思想洞见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料和观点。特别是全球价值链理论、合约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及企业家精神理论在80年代以来的异军突起，为深化和完善“供给侧”的理论认知提供了重大支撑，从而使得形成更加系统和符合实际的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理论成为可能。

一是随着分工的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的供给面对的是全球需求。在古典经济学和供给学派时期，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的需求，不仅产品和服务本身品质的分化不够明显，生产的分工环节也较为集中。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全球分工之中，用于创造需求的生产和产品本身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各国依据其所拥有的要素品质和数量在GVC上的分工位置差别较大；另一方面，各国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实现程度也因品质而有差别。产品能否自动创造需求，主要取决于一国的要素状况及其在GVC上的位置。

二是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取决于各类生产要素的供给状况。在供给学派时期，所观察到和思考的主要是最终产品的有效供给问题。在产品内分工日益普遍的今天，一个国家有效供给的能力要取决于该国所投入生产的各类要素的数量和质量。通常而言，如果投入的要素只是资本、体力劳动者、一般技术和管理者、效率较低的制度时，一国就只能处于GVC的低端，不仅只能获得较低的收入，而且随着新的国家的加入，会使低端产能呈现出过剩状态。当经过投资，[2]低质量的生产要素转变为资本及快捷的服务、人力资本、高新技术和企业家才能、效率更高的制度后，国家才能够GVC更高端移动。需要说明的是，对单个企业而言，制度是外在给定的经营条件，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制度则是可以进行选择和投资、改变的一种生产要素。

三是合约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于所谓失业问题的认识。凯恩斯提出有效需求理论的直接依据是社会中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口，这表明资源未能充分利用。供给学派也承认有失业现象，他们的解释是美国社会中国失业较多的主要是年轻人和缺乏技术的工人，他们难以在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的行业中就业，而政府执行的高失业津贴和最低工资法等政策，造成了对就业有害的刺激和人为的障碍(尹伯成、华桂宏，1996，第102页)。不过，随着合约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对于劳动力市场及就业现象有了更为彻底的认识。从合约的角度看，任何人，只要愿意接受够低的工资，总会找到工作。没有公司组织，统计意义上的失业不会出现。自给自足也是一种就业和资源的利用。认识到这一点，不仅彻底颠覆了凯恩斯理论的根基，也将宏观经济的研究视角转变到制度要素及供给方面。

四是交易费用理论合理解释了供给无法转变为需求的原因。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完成向货币的“惊险一跃”。为了说明有些供给无法自动创造出需求的现实情况，供给学派借助了“劣等货”的说法。但这显然无法解释全部的现象。交易费用理论的发展让人们重新意识到交换本身是需要花费的，当这一费用足够高的时候，就会阻碍供给转变为需求。当今，在信息社会发展降低交易费用的同时，流通领域的各种垄断或管制因素也正在提高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理论也让我们明白了制度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本质及其主要功能。对于一国的总供给有着重要影响的财税制度、金融制度、贸易制度、外汇制度等最初都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通过政府取代分散个体作决策的一种安排。例如，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制度是因为当多个货币供给者同时存在时，货币的交易费用居高不下。由一家中央银行发行货币能够有效降低交易费用。但中央银行这一制度安排也并不是无费用的，只有当某个机构提供稳定、合理的货币信用时，对于全社会的交易费用才能够降到最低。财税制度也是如此，当每个个体或组织在共同完成一项事务(如国防)费用太高时，就转而采取将税收交给政府，由政府集中完成公共事务。当一国在各项制度的安排下，总体的交易费用较低，该国的供给也就更容易实现向需求的“惊险一跃”。

五是公共选择理论揭示了政府在提供制度要素时的效率问题。新制度经济学揭示了制度是一种可选择的降低交易费用的一种安排，公共选择理论则进一步说明了政府完全有可能提供一些质量较低的制度要素。从理论上来说，公共财政开支的数量有多少并不重要，问题的核心是所获得的社会收益要足以抵偿所花费的税款。然而，涉及到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的计算，政府开支的社会回报率往往低于欠债的利率。杰佛瑞·布坎南和詹姆斯· M。布坎南(2004，第101、105、106页)分析了“高征税陷阱”的根源并指出，“参与政治决策的个人，即使完全理解他们的处境，也不可能轻松地摆脱这一两难困境。如果缺乏对集体财政倾向的约束，而仅靠形成财政决策的现有规则和程序，即使在其私人活动中具有长远眼光的人，在作为政治的参与者行为时，也是非理性的。”“只有通过宪政变革，才能够对现代政治制度做出调整，以确保在这种制度框架中，人们受到激励按照他们认为合乎自己和共同体之长远利益的方式行动。”对于“通货膨胀陷阱”，他们提出“只有对集体的自由裁量权加以限制，才会对政治参与者形成某种激励，确保让他们根据长远打算做出选择。只有当政治决策者能够确信，未来时期的政治组合不会出于短期效用的考虑重新制造通货膨胀，他才会相对审慎地行动，做出有长远眼光的努力控制通货膨胀。”对于“公债陷阱”，同样“只有对政治联盟(政府)的权力施加某些限制，使其无法抵消或破坏人们在当下做出的具有长期”投资性质“的选择的果实，才能形成某种激励，诱导参与政治的个人，按照符合他(和共同体)的长远利益的方式行事。”

对供给学派思想的重新挖掘和融合拓展，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更为清晰更为全面的经济运行图景。在这一图景中，制度作为一种可选择可投资的要素作用于生产，高品质的要素推动着国家经济在GVC上逐步攀升，有效供给在全球范围内创造出需求，从而实现向更高水平收入的迈进。应用这一融合后的理论框架，可以对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及当前面临的局势作出说明，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作出推测。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制度要素的投资有效降低了交易费用，通过利用本国的生产要素积极参与GVC 底部环节的分工，快速增长的供给能力在满足全球需求的同时也提升了国民收入水平。

有许多研究探讨和解释过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奇迹。这些研究有的强调了全球化的利益，有的强调了制度变迁的作用，有的强调了地方政府竞争的魔力。当我们把视角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后，就会发现这些理论解释的内在联系，也能够进一步说明为何这种增长动力会出现衰减趋势。

具体来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并不是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缺乏。阻碍有效供给创造需求的主要因素是：交易费用奇高、资本和技术要素缺乏。当通过改革制度(在另一种意义上就是投资要素)大幅降低了交易费用后，中国企业就得以积极参与GVC 底部环节的分工，利用低价格的劳动力要素与引进的资本要素、技术要素相结合，专注于劳动密集型、微利化、低技术含量的生产、加工、制造或组装，实现了贸易量的迅速扩大和制造业的高速成长，推动了中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从这一过程看，确实是供给在不断地创造着需求，让中国人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如果站在80年代初来展望，那时的需求只是吃饱穿暖，谁也无法想象在今天有那么多轿车进入家庭，几乎家家都有了电视冰箱，人人都用起了手机。然而，供给自动创造并实现出了新的需求。

2004年以来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场”。不过，GVC低端的供给很快就达到了一个“瓶颈”状态。经过30多年的持续供给，中国房地产行业产能得到了快速增长，中国的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机场)、汽车产业、家用电器行业、计算机及手机行业都获得了快速发展，积累了巨量产能。从建筑产能和房地产供给来看，到2011年，建筑业房屋年竣工29.2亿平米，其中住宅18.3亿平米。今后，住宅年产能有望很快突破20亿平米，大大高于中国全社会的正常边际需求量。汽车产量用了短短十年就从百万级跃升到年产2000万量的水平；彩电、空调的年产量也迅速由千万级跃升到亿级；手机月产能已超过1亿台，笔记本月产能超过3000万台。综上所述，低端产品产能继续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如果印度、非洲和其他人口密度较大的国家能够承接全球分工，则中国的产能过剩危机将不可避免。

(二)在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下，制度要素的运行成本日益增长，劳动力、技术要素的质量没有得到大幅提升。因此在GVC底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无法创造出有效供给，宏观经济呈现出低收入、低消费、低投资、高成本、高税收、高物价的不利态势。

在低端供给达到顶峰的同时，随着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升值、要素成本大幅度上涨、环境承载能力下降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定位于“GVC 底部”的增长战略正面临着来自内、外部的严重挑战。虽然在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中，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有所提升，技术进步也较明显，但这些变化还只是“数量级”的，而非真正的质变。反映在供给的品质上，在中国生产的大部分汽车都是国外品牌，仅有的几个国有品牌也缺乏核心技术，处于市场的低端。反映在收入上，中国工厂在GVC上的回报始终有限。

在劳动力、技术要素短期内无法快速提升的同时。原有的制度要素的效率出现了下降趋势。公共选择理论所分析的“高征税陷阱”、“通货膨胀陷阱”、“公债陷阱”在中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了降低交易费用重大作用的财税制度、货币制度、金融制度和外贸制度、地方政府投资制度等，在缺乏有效约束的情况下，其运行费用已快速上升，成为制约中国有效供给实现的重要阻碍。虽然有学者看到了地方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但考虑到缺乏监督，这些项目由政府处理的成本远高于市场处理，而社会效益模糊不清，利益团体容易混水摸鱼。以高铁为例，笔者不能否定其所带来的快速便捷，问题是，相对于负债2万亿，5年只有17亿的盈利，铁道部的投资效率实在堪忧。更不要说前铁道部长所涉及的贪污金额更让人吃惊。当各地都加入到这样的投资热潮中，货币制度应有的功能就受到严重冲击，多渠道创造出的流动性一步步地推动物价上升。

受现有投入要素的制约，中国经济在分工上继续停留在GVC的低端，在产品供给上则是低质量产品过剩，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依然不足。几乎每个产业的高端和品牌都鲜有中国供给。以食品消费为例，不是说国内或国际没有足够的食品消费需求，而是缺乏有效的供给。就国内市场来看，食品的数量充足，但大多数的食品属于低端、甚至是低品质的产品。发达国家的安全、生态、营养的食品在中国依然缺乏。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转折，表现为“经济困难”、中等收入陷阱“乃至”滞涨，其实质则是有效供给不足、收入下降和物价高企的恶性循环。

(三)在新技术应用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后，需要等待新的有效供给来创造需求。在此阶段，中国的资产价格面临向下重估的局面，资本必须忍受低回报。高质量劳动力和新兴技术、高效率制度等要素的价格则开始进入向上重估周期。

要素价格重估是指，在新技术应用的初始阶段，该领域资本回报远高于社会平均劳动回报，更新技术的研发欲望并不强烈。随着新技术应用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更新的技术进步开始酝酿，劳动者所要求的回报也在递增。资本、劳动力、技术和制度等要素的价格重估逐步展开。随着要素重估进程的深入，社会平均劳动回报在经历了快速上升后逐步趋向平稳增长，原有技术已成为老旧产业回报大大降低，新技术的研发投入则迅猛增加。

在过去十年中国的投资性资产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出现大幅、不成比例的上涨。但是，在低端产品供给接近饱和后，中国资产价格向上重估的条件正在逐步消失，主要表现为贸易顺差和经常账户盈余有收窄的趋势，甚至有可能转变为逆差；资本流出迹象越来越多；非金融类企业微观行为趋于保守，降低了主动信用创造的能力。

另一方面，要素重估阶段下劳动力、技术创新、制度等要素会逐步寻找自己的合理定价。具体来看，当前我国城镇及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均出现指数型上升，劳动力未来将逐步稀缺、不再廉价。经济发展的科技动力日渐式微，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新科技上，技术创新变得更加重要，国内科技创新的价格正在得到重估。同时，制度潜在“红利”增加，制度创新变得极其重要。

从供给的角度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及放缓的全过程，同时也蕴含着未来政策选择的方向。简单地说，就是向要素投资，即通过投资提升各类要素的质量，从而能够参与到GVC的更高端，形成有效供给。这一思路既不同于需求管理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刺激消费、推动出口的做法，也不同于传统供给学派以减税为核心，以增加产品供给为目的的对策。减税只是作为财税制度投资的一个内容而存在，就总体而言，向要素投资是打破中国现阶段困局的必然选择。就投资的主体、动力、内容和方式而言，向要素投资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政府投资。它是为生产和供给创造条件的投资，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竞争促进下的投资。

首先，向要素投资是在竞争压力和信仰驱动下的多元主体投资行为。向要素投资绝不能等同于传统的政府投资，而是主要由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对各个要素的投资。因此，向要素投资的动力也不是来自于政府的动机和态度，而是来自于竞争压力和信仰驱动。竞争压力是指在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都普遍存在的GVC低端日益激烈的竞争。这种压力是推动个体、企业和政府投资的主要力量，同时欧美市场和全球经济的不景气也让许多资金及要素无处可去，不得不将其短期投资或投机行为转变为长期对要素投资的行为。当然，仅有竞争压力还不够，一国向等待长期回报的要素进行投资还需要有信仰上的驱动力。具体来说，国民通过个体信仰和价值观的确立，从而形成深层次的使命感和事业心。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提供必要的投资动力。

其次，向要素投资主要是投资灵性要素、人力资本要素、技术要素和制度要素。当我们转向供给视角后，投资的本质内涵没有发生改变，都是为了获取未来收益而牺牲当前的消费或休闲，但具体的投资方式却有很大不同。在这里，投资并不只是指对一定数量资金的投入，还包括时间、精力和学习能力、社会活动等。

(1)投资灵性要素。灵性资本是指那些能够给我们带来一连串精神和物质收益的有关人生意义和使命的认知，它会让我们更加明智地作出人生抉择。灵性资本并不是天生就有的，它同样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的投资。通过了解多种宗教文化资源，体验各类人生际遇，感悟自身存在价值，探索意义实现途径，都是在浮躁时局下进行灵性要素投资的方式。灵性要素的核心作用在于通过确立信仰和独特价值观，从而为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企业家精神的成长提供支撑。

(2)投资制度要素。从阻碍供给转变为需求的角度来看，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用于长期制度的研究、试点、改革和推行。这样值得投资的制度很多，包括：投资财税制度，推进财政开支和税收征取的法治化进程，强化公众及其代表对预算的监督，强化对财政开支的审查和监督，大力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赋，由间接税为主改为直接税为主，让个人和企业有充分的创业活力来推动发展。投资货币制度，确保中央银行稳定货币创造的职能，依法严控货币供应量的随意扩张和紧缩。投资金融体制，打破银行垄断，实现民间借贷的合法性，推进利率市场化，为企业资金融通资本金和债务资金创造良好环境。投资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时期，依然要坚持降低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提高贸易监管效率。

此外，还需要投资政府管理体制，推动政府成为社会公共管理的中心而不是经济增长中心，用新的法治及社会管理状况而不是GDP作为考察政府的指标，依法严格审查和监督政府所主办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项目。

(3)投资技术要素。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借鉴合理的创新评价机制，激励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促进各类技术转化工作和创业活动。需要说明地是，政府对科研的支持只是一个导向的及辅助性的，投资技术的主力应该是个人及企业。

(4)投资于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投资方式主要包括学习专业技能和增强身体素质等，是迎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长期投资行为。目前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多样化人才的培养；二是人才质量的提升。为此，需要进一步推进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一系列的公立教育与民营教育的平等准入与平等竞争，增强教育部门的自主权，采取多样化的教育内容和多元化的教育效果评价机制。

再次，向要素投资的外在条件是开放思想市场，发挥多个社会组织的职能。向要素投资离不开政府的主动行为，同时更需要个体及其他组织的积极参与。为此，需要：(1)进一步开放思想市场，降低对文化产品的审查门槛，逐步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氛围和包容开放的文化创新环境。(2)推动社会团体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宗教类社会团体及非宗教类社会团体的登记注册，积极发挥各类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职能。在国家的投资体系中，形成企业、NGO、政府各负其责，相互配合的局面。(3)逐步推进宪法的修正，将制度要素投资的成果适时地纳入宪法之中，用宪法来体现全社会所形成的最大共识，用宪法来保证各类要素投资能够获得预期的回报，特别是对于制度要素投资的回报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必须要能带给投资者一定的回报激励。

要素投资是基础，其目的还是要形成有效供给，并推动一个国家形成可持续的内生经济增长机制，从而在全球竞争中保持优势。对于中国而言，当前面临的“转折”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如果能够将理论认识和政策设计转向供给侧，完全有潜力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早就国家价值链。然而，投资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增长不能等待投资的完成，就当前而言，必须在边对要素进行投资边通过改进供给来创造需求。

首先，在相对长的时期内，中国还是要接受全球价值链的现有地位和分工状况并在此基础上积极稳定地向上攀升。要素供给能力决定了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在要素投资还未形成连续的收益流之前，还必须依靠原有的要素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但是，这种参与不应该是被动的，而应该是积极攀升的。也就是说，要随着国内人力资本、技术、制度等要素的投资而从价值链低端逐步向中端甚至高端攀升。

其次，用多种多样的有效供给驱动新的消费与投资需求。要认识到当前国内并非不存在需求，也非真实需求不足，而是缺乏有效供给，当有效供给出现时，消费需求会不断地创造出来。随着要素投资的开展，在供给上可以有多方面的变化。(1)在农产品的供给上，要不断增加更加环保、营养、安全以及多种功能的各类农作物和食品。让每个人都能够喝到放心的奶，吃上放心的菜，用上放心的油，当国人不再去香港抢购奶粉时，不用从国外购买茅台酒时，这本身就可以创造巨大的消费需求。(2)在制造业产品的供给上，要不断提升技术含量、精确度和特种产品的数量。虽然中国在钢铁、电缆、纺织等制造业上拥有庞大的规模和产量，但这些行业的高端产品、高利润产品大部分都被发达国家占据，大量的中国企业只能扎堆在中低端市场里打价格战。随着要素投资的推进，不仅要对加速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换代，还要形成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最终用高品质的制造业产品在全球及国内创造出源源不断的需求。(3)在服务业的供给上，要增加多样化、高品质的服务。包括：要大力发展文化、影视、娱乐、旅游、出版在内的精神服务业，为13亿人提供受高品质的精神产品。一旦国内影视业达到好莱坞在中国的票房收入，每年就可以创造出可观的需求。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满足制造业升级换代和技术改进等多方面的需求，这类服务业在中国也有巨大的空间。要大力发展商务服务，如咨询公司、审计师事务所、金融、培训公司、会议公司等。这类商务服务具有集聚效应，对增长和就业提供贡献很多。(4)在房地产的供给上，要提供区别性的产品和服务。一方面要提供质量可靠、价格适当的保障性和一般性住房满足人们的居住需求；另一方面要放开商业地产和高档性住房的开发和投资活动，满足市场上的投资需求。

最后，形成要素价格重估与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要素品质决定了要素价格，要素价格决定了回报率。当中国供给在高品质要素的支持下不断向GVC中高端攀升的时候，各类要素的收入水平也会稳步提高。最终实现价值链位置与收入水平同步上升；收入水平与投资、消费同时升级的良性循环。这样一条可持续的内生经济增长之路同时转变了调整收入分配的思路。不是通过传统的财政手段来进行收入再分配，而是要通过要素价格重估来改变收入分配格局，并推动社会群体“向上流动”的实现。可以说，随着要素投资的深化，一个更加多元，更能包容，也更加和谐的社会状况会逐步出现。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人们直接对关注生产环节，这并非没有道理。在那个时代，让·巴蒂斯特·萨伊首先把政治经济学分为生产、分配、消费三个部分，在一个供不应求的社会背景下，他忽视了交换的重要性及其实现的可能性。詹姆斯·穆勒关注到了交换问题，他在萨伊政治经济学三分法基础上提出四分法：生产、分配、消费、交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也曾经讲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个环节。不过，频繁出现的经济危机让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商品为何难以实现“惊险一跃”时，分配方式就成为研究的重点。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让我们明白了，其实分配问题在生产之初就通过合约加以解决了，倘若分配问题没有解决，生产就无法进行。这就意味着分配问题其实并不重要，着眼于分配无法解决经济增长问题。

本文的研究从GVC背景下的全球性滞涨的现实出发，进一步描述出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环节，这就是投资、生产、交换、消费四个环节。通过研究这四个环节，可以清晰得发现供给与需求两者中供给对于发展的关键作用，在发展的意义上，供给决定需求体现为供给的品类决定了可供需求的品类，供给的质量决定了可供需求品的质量，供给的产业生态决定了需求的社会生态，供给环节的收入分配决定了有效需求的结构。驱动供给提升的关键在于要素，从而推动投资、生产、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周而复始。这一描述，更加切合内生经济增长的机制；这一探索，也有助于推动政治经济学这门古老学科在新时代继续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