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公布。会议明确了未来的中期政策思路、2016年的战略要求、以及侧重战术。中期战略性思路为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五大支柱政策：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灵活适度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托底。

2016年的战略要求是“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提出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并且对化解产能过剩、降低企业成本、化解地产库存、扩大有效供给、防范金融风险等提出明确的政策要求。

上述纲领性的政策表述基本符合业界与我们预期，会议通稿将其更加明晰地公布，整体篇幅看，政策对旧产业着墨较多。此前财经领导小组、政治局会议已定调适度扩大需求的同时、推进供给侧改革；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明确表示切掉“僵尸企业”；近期关于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地产库存去化、过剩行业清理、社会集资风险的防范等多有预期；在风险防范方面，明确“对信用违约要依法处置”、“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措辞较为严厉。

由于政策预期充分，政策影响在年度报告《卸下旧产业包袱》中已予以思考判断。

第一个层面，关于经济增长及其节奏，我们的预期与经济工作会议关于16年的战略要求大体一致：我们认为，近期的政策弹性主要体现在2015年末与2016年初，未来后续政策依然是起到节奏上稳增长的效果。例如，近期广义财政投放释放的投资弹性、结构性降税杠杆对购房购车的刺激等，均有局限性与时点性；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去库存、结构性减税等政策，目的是去产能、防风险，而非刺激旧投资扩张。

故年报提出2016年的增长相对高位开局、三滑一回，二季度是历练季、三季度是大决战，四季度小回升；我们测算投资延续下滑，基建投资稳定需求的任务较15年更重，新基建(制造装备)、新产能(能源结构变化)、新材料(例如钢结构、环保建材)、新消费基础设施等成为政策抓手。

第二个层面，经济工作会议2016年的政策部署，对旧产业的着力点较多。我们在年报中分析，当前新老产业处于唇寒齿亡、子母相权的境地，旧产业表现的好坏，将影响整体宏观经济，并进一步对汇率、收入、流动性产生影响；另一个角度看，15年下半以来经济数据表现与股市的同步性增强、呈现事件驱动特征，逻辑也正在于此；若从信息与有效市场角度理解，未来政策对新老产业的干预信息将较以往更加平衡，这一变化，与数年前经济与市场高弹性映射旧周期、前两年的低弹性假设旧周期为常量差别较大。

第三个层面，从过剩行业转型比较看：与1998年后的情景相似，但弹性(力度)小于上次。从政策导向、企业减负、就业压力、过剩行业的盈利与持续性等四个方面分析：

90年代末“放转”力度较大，当前“兜转”的政策意味更浓，例如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对战略性行业投贷扶持等，而前次6万家国企关停消失。

企业减负力度不同，90年代后期企业90%的负担转移至社会，而本次的力度较小，目前的减税主要是刺激需求型减税，而未来则依靠扩大财政赤字实现(“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

就业角度看，我们认为无系统性风险，但存在区域过度集中的难题。90年代后期，下岗人数约3000万，相当于目前整体采掘、钢铁、煤炭、有色等从业人员的数量(详细口径比较见年报)，而当前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增强、劳动力新增逐渐放缓；但地域风险较为集中，例如东北、山西、河北等(例如截至2015年11月份，华北停产钢铁产能约占全国总计停产产能一半左右).

从卸下过剩包袱、过剩行业恢复盈利上看，如果16年措施得当、力度较大，预计过剩行业能够实现盈利、但弹性可能一般。90年代后期，过剩行业(纺织煤炭等)扭亏为盈、并且增速显著超过GDP增速，但彼时改革弹性大、新引擎驱动明显，地产医疗等多个领域实现市场化，由于本次改革的弹性小于前次(但社会成本也较小)，且从当前的发展导向以及新兴需求的拉动看，过剩行业的后续弹性一般。

第四个层面，会议将供给侧改革列为中期经济政策思路。我们年报理解供给侧改革“是孵化器而非兴奋剂”、“成效好坏2-3年证实证伪”。当前的企业洗牌存在周期性、内生性特征，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距离中高端差距仍然不小；十三五结构调整的愿景美好——工业强者恒强、弱者渐变、服务业多元化、能源结构调整等，但能否顺利实现，需要供给侧改革孵化培育。我们精炼的供给侧改革目标，是供需平衡实现盈利、产业迈向中高端提升效率。因此从狭义上看，供给侧改革促进供需平衡、产业结构调整，当下业界更关心的是卸包袱的影响；而从广义或中期看，供给侧改革则是中国梦的孵化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