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务风险是一个老话题、老问题，但是老问题却没有很好解决，而且竟然有蔓延之势。其实债务率过高是中国一个整体性风险隐患。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5年9月底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报告显示，国家负债率由2007年的41.8%提高到2013年的49%，上升7.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虽然总体负债率处在一个较低水平，但是，从2007年-2013年国家负债率由41.8%提高到了49%，6年时间提高7.2个百分点，整体负债率提高较快。其中，2009年、2012年和2013年上升较为明显，分别上升2个百分点、3.2个百分点和1.5个百分点。

负债率过高直接导致杠杆率上升。2014年末，中国实体部门(不含金融机构)的债务规模为138.33万亿元，实体部门杠杆率为217.3%；而中国经济整体(含金融机构)的债务规模为150.03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35.7%。实体部门和全社会杠杆率达到2倍多。这是非常罕见的。杠杆率一定程度上就是风险率，足以看出全社会与实体部门风险之高。

最大的风险隐患还在地方债疯狂膨胀上。在2010年经过一次系统性审计澄清底数后，仅仅经过不到一年时间增速稍稍下降，此后又开始大举膨胀，特别是这一两年又有加速之势。有数据显示，地方债由2010年的17万亿元多，已经增长到目前近30万亿元。100多个市本级、400多个县级的债务率超过100%。难怪陈竺委员担忧，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和财政收入增速的放缓，未来是否可能出现一些地方政府事实上的“破产”问题应值得警惕。如果从财政收入与其负债总量衡量的话，一些地方政府确实已经事实上“破产”。以笔者看，政府体制改革的步伐应该大胆一些，对于一些超过自身财政实力大举举债的地方政府，该破产就应该让其破产，地方政府破产机制的引入不是坏事。有利于警示地方政府的盲目借债行为，有利于对地方政府形成举债乃至财务的硬约束。美国地方政府能破产，甚至联邦政府也可关门，中国完全可以借鉴过来。

对于地方债风险问题，中央一些职能部门包括金融监管部门出现一些盲目乐观情绪，沉侵在“风险可控”的盲目自信上。姚胜委员一语中的：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额已经很大了，不能盲目沉浸在“风险可控”这样一个乐观估计之中。一些地方政府都已经濒临事实上破产境地了，你还在那里“风险可控”呢？

与其说风险可控，不如说在拖延风险，延缓风险，根本没有解决地方债质量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风险隐患问题。吴晓灵委员敢说敢言：当前正在推进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工作，只是推迟了存量债务兑付的时间，并没有解决大量地方政府债务的质量问题，还要下大力气寻找化解存量债务的办法。一些地方借助置换地方债，推卸了风险责任，延缓了风险爆发时间。当前采取的所谓以债置换做法就是标准的延缓和推迟风险的做法。不在提高地方债务投资项目质量上做文章动脑筋的做法，都是驴头不对马嘴的。所谓的堵后门、开前门，堵邪路、走正路的说辞，对于庞大的地方债务来说都是与虎谋皮。

根本出路在于，一方面必须控制地方债务增量，尽可能盘活存量，另一方面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基础性建设。采取四项措施吸引社会资本：一是政府让利，包括税收、贷款贴息、土地成本等综合性让利给民资，对其要有足够吸引力；二是对社会资本的产权保护要强化，防止侵害其产权的做法；三是政府必须强化契约精神，重合同守信用、说话算话算数；四是鼓励私营资本投资公益项目，借鉴发达国家做法在税收上给予减免。

总之，目前地方债务风险比以前更加突出而不是减缓了，这个判断必须清楚；目前，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做法不是治本之策，也应该明了；出路在于政府大幅让利等吸引民间资本进入，这种“置换”才是根本出路和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