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行货币政策二司潘宏胜指出，全球货币政策正面临失去方向感、政策无力、传导机制阻滞等问题。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主要央行纷纷推出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根据美银美林的统计，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已经降息超过600次。然而，在央行的大规模刺激之下，全球经济表现并不强劲。

华尔街见闻网站此前提到，虽然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尚未排除购买更多的国债，但是在全球利率近零的情况下，QE还能产生多大的作用令人怀疑。即便央行推出更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很可能只是推高资产价格，而非提振经济。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潘宏胜在财新撰文指出，全球货币政策正面临失去方向感、政策无力、传导机制阻滞等问题。

他指出，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都是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危机以来，不少央行都采取了降息、汇率贬值、注入流动性等多种政策操作，但效果始终不彰。全球货币政策正面临目标迷失和失去方向感的危险。

此外，非常规货币政策虽然避免了全球经济陷入新一轮萧条，但无法根本解决结构性问题，更不足以激发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对投资、消费的刺激作用并不显著。

最后，现实中，货币政策的传导和理想状态下不同。危机以来，各国货币政策普遍面临传导机制不畅、“神经末梢”阻滞的功能性困难，政策效应明显不同于预想。量化宽松的出发点是好的、有指向的，但市场主体却并未“买账”或依指向而行。

虽然货币政策帮助全球经济摆脱了金融危机，但是目前，货币政策自身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潘宏胜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第一， 增长动力转换的长周期和危机性衰退的短周期相迭加是根本原因。

从历史上看，货币政策在应对短期冲击方面很有经验、有效果，但对于长周期的全球性增长模式转变、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却是头一遭，并无太多经验可循，

第二，货币政策成为了结构性改革的替代品。

货币政策可以在危机控制、平抑金融市场波动和维持金融体系稳定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但是，对大多数结构性问题却所做有限。主要发达国家都需要推进一些结构性改革。

但是，这些改革有的政治过程较长，有的可能遭到民众抵制，推进过程困难重重。货币政策无须复杂的政治过程，且操作简便易行，使其成为结构性改革的替代品。

第三， 货币政策无法单独解决过度的信用扩张和债务积累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过度的信用扩张和债务积累，实体经济因与金融领域的严重失衡而最终崩塌。走出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解决前期过度的信用创造和债务积累。货币政策短期内可以抑制社会信用和债务的过度萎缩，防止经济陷入债务通缩的旋涡，但解决不了全社会不良信用清理、债务重组、清算及破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