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根治雾霾并不难，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首先对于雾霾的起源与治理，要有三点基本认识：

第一：雾霾是工业化初期的必然产物;

第二：治理雾霾只需要斩断源头;

第三：治理雾霾必然会伤及一些人的利益。

从工业化、产业化角度来审视：

不管历史上较早步入工业化进程的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的墨西哥、伊朗、蒙古国等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深深陷入严重的雾霾侵扰。从本质上会说，雾霾显然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一种人类贪婪欲望下的一种恶果、是一场人祸灾难，或者说是大自然对人类过激的经济活动的一种报复。而一个地域频频受到严重雾霾的侵袭，则说明这个地域的产业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的极限，这早已经人类工业化的历史所证明。

人类进入工业化的初期，初级水平的技术应用首先要消灭的是“短缺经济”，快速兴起的也必然是发展层次较低、环境污染的程度大的粗放的产业活动。从原材料开采、到产品运输及加工，再到大规模的应用，每个环节都会释放雾霾元素。按理说，“短缺经济”被消灭之后，经济发展理应降低到“优化结构、渐进升级”的发转型，可是，由于工业化初期已经形成的利益结构、利益驱动惯性，导致GDP不断升高，综合性环境污染加剧，自然生态系统遭到破坏。雾霾，就是这样形成并日益加剧的。在这种情形下，惟有强行实施“残酷”的法律制裁和痛苦的产业转型升级，才能逐渐恢复大自然自身的生态机能。而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二三十年。那么，中国治理雾霾需要多久呢?在我看来，如果玩狠的，三五年就有明显收效;如果从目前这种不切实际的思路和柔软溺弱办法来说，至少需要半个世纪。

有以下几个问题，中国精英阶层应当首先搞明白：

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的雾霾，产生于完全的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条件下，政府一旦开始强行实施残酷严厉的治理举措、强行给GDP缩水，牺牲的是民间初级产业及私人资本的收益，政府不会有太大的痛苦;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是在行政权力主导下的资源配置机制下发展起来的，工业化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混合形态。在这种格局下，采取过激的举措，受伤害的也包括国有企业及地方财政收入，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的利益会受到极大伤害，而更令人纠结的是，这些地方企业“养活着”弱势群体。这种情形下，真心实意治理污染的只有国家环保局，而很多地方环保部门只能选择性执法。因此，单靠一个国家级的环保部门，人员再增加十倍，累死几茬，也很难把一个十几亿人口的污染问题解决好。

中国改革开放三四十年，最大的成功是消灭了“短缺经济”，这显然是初级水准的工业化的“功劳”;但是最大的败笔是：消灭短缺经济后，没有及时基于优化产业结构而优化资源配置。而这一背后的一大致命弱点是：分配结构和分配机制的扭曲，导致国民经济被大大小小的、自上而下的、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所绑架。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成果的扭曲分享，直接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受阻。

在这种情形下，政府有两大担忧：一旦强势治理环境，淘汰落后产能，没有公平分享到改革成果的欠发达地区、弱势群体首先受不了，必然对中央的决策产生很大的反弹力;二是地方政府的难处多多，而且地方人际利益关系纵横交织，谁也不愿真心实意断别人的财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