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最后一个月，26岁的小颖最终搞清楚了自己的所有债务：22万元。

“我是一名外企职员，月收入税后8000多元，在外人看来，生活过得还是很不错的。可是，没人知道我负债22万。”通过微信好友后，小颖给记者发来这段自我介绍。她汇总了将近20个平台的贷款信息，大吃一惊：“我以为只欠了十来万。”

这是一笔糊涂账。小颖始终算不明白，自己没有明显的大额消费，为何会欠下这么多钱?2020年12月以来她停止了还贷，各处贷款陆续逾期，随之而来的是每天不少于20个电话的轰炸。对她的一个小时采访，接连4次被讨债电话打断。“再不还钱，我就只能去找你家人了”，一家名为“玖富万卡”的贷款平台冲小颖说。

小颖的遭遇，是年轻人借贷消费的一个缩影。如果说70后、80后的压力来自房贷和车贷，90后乃至00后年轻人背负的则是消费贷。“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凸显。目前90后、00后约占总人口的24%，他们将主导未来5~10年中国乃至全球的消费格局”。尼尔森于2019年发布的《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提到，在18~29岁的年轻人中，信贷产品的渗透率为86.6%，其中占比最高的是消费类信贷。另据央行发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6月30日，全国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飙升至854亿元，是10年前的10倍多;这些逾期借款人中，90后占比几近一半。

过去几年，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在快速变化，无论校园贷、租金贷、培训贷、美容贷，抑或网上购物、游戏充值、直播打赏，几乎所有生活场景都衍生出相应的借贷消费模式。“借助于新金融科技，消费信贷发展非常快，有一些是过分诱导年轻一代提前消费、借贷消费。这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金融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人口现象，可能会带来重要的影响”。在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看来，年轻人靠借债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的现状令人担忧。

在这个“触手可贷”的时代，借贷方设计陷阱、暴力催收，贷款人以贷养贷、恶意逃债，乱象丛生。个中风险不只存在于金融机构，更逡巡于每个家庭周围。

“精致穷”的一代

“90年代互联网在中国兴起，成为多数年轻人自幼共同成长的工具与娱乐生活方式。因此，年轻人对于各种形式的触网行为接受度极高，同时具备了前卫、新潮、追求新鲜感的消费意识”。《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提到，年轻人中信贷产品的渗透率为86.6%，其中实质负债人群在整体年轻人中的占比达44.5%。

2017年毕业前夕，小颖首次接触到信用贷。那时候校园贷风行，不少网贷公司雇学生在校发宣传单。“有次分期乐做活动，注册送水果，我冲水果去的，结果他们当场就给了我1万元额度”。这个额度很快派上用场。她听说很多白领会去健身，于是毕业后第一件事，便是办一张健身卡。当时她月薪不过2000元出头，但想办的健身卡要5000多元，于是想到了分期乐。“借了5000，分36期，总共要还六七千元”。

在电商普及、支付方式革新以及网贷宽松的大环境下，小颖的购物欲望迅速膨胀。她第一个月的工资还完贷后，剩下的被用来买化妆品和包包，而分期乐剩余额度也很快被兑换成一个个购物订单。毕业后的第一个春节，小颖的收支平衡被打破。“觉得自己是社会人了，在家张罗请客吃饭，大手大脚，其实手里没多少钱”。毕业第二年，小颖的负债累积到14万元，已经没钱买票回家过年。“机票600多元我都嫌贵，火车要坐一天一夜，400多元，还是刷的信用卡”。

“生活中越失落，消费上越失控。越陷越深，就像一场末日前的狂欢”。比小颖小一岁的李歧远是一名北漂，电话中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如此总结自己过去几年的消费状态——“是一个无产者，却养成了中产阶级的消费习惯。”

过去几年，李歧远独自一人逛遍了北京的各大商场。“国贸、三里屯、SKP、合生汇……我经常在别人上班时间出去逛，去了总是被店员们簇拥着。一旦用顾客的心态去看，会觉得这个世界对你很好。”李歧远的消费从模仿起步，他根据自己关注的网红发布的照片动态，去分析他们的衣食住行，进而“用同样的消费满足自己”。“潮鞋一双六七百元以上，T恤单件四五百元，买一千块以下的衣服不会心疼。”李歧远说。他还酷爱美食探店，“比如我听说SKP的‘游园惊梦’是北京最好的淮扬菜馆，就专程去那消费。金陵烧鸭、素烧鹅、一碟红烧肉、一碗水果汤圆，我一人花了200多元。”

最大头的消费是在一家美容院。2019年元旦刚过不久，李歧远逛商场时收到一张按摩体验券。在工作人员的话术影响下，当天他便花1280元购买了一张体验卡。此后半年，他在这家店沉迷于按摩、面护等项目不能自拔，狂掷2万元。

美好生活背后却是亏空。2013年李歧远从北京某高校辍学，此后辗转南昌、成都、重庆、北京多地，干过炸鸡店店员、顺丰日结工、医院试药者、垃圾处理厂保安、宾馆服务员，上一份工作是民宿管家。如今已失业快一年的他，负债近10万元，在支付宝花呗和借呗、京东白条和金条、美团生活费、 微博借钱、百度有钱花，以及浦发、招商、兴业、光大等多家银行均有欠款。

“为什么人们不顾自己的偿还能力，也要从信贷公司借贷，或是用信用卡购物呢?这绝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虚荣心在作怪，而是出于一种人们在苦闷中试图证明自己的心理，证明自己能够融入这个社会，证明自己没有落后，证明自己不低人一等”。日本作家斋藤茂男的《饱食穷民》一书，将那些在泡沫经济时代不再为温饱发愁，然而依然陷入穷忙和债务缠身状态的日本人，形容为“饱食穷民”。

“日常生活平平无奇，有时间就想去消费。借贷的钱又来得太容易，花钱就变得肆无忌惮。”李歧远很难算清楚，自己一个月究竟花了多少钱。相比之下，他说父母“完全不会花钱”：“他们一天赚100多元，早上三点多去批发市场进货，晚上五六点回家，几十年日复一日。小时候我常跟着他们，但内心其实非常厌恶这种生活。”

区别于长辈的精打细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推崇“精致穷”的消费理念。“一种是有多少钱买多少东西，一种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这是根本的代际差异。”网友柳相认为。他对豆瓣小组“负债者联盟”2020年11月的1105篇发帖做了统计分析，发现“超前消费”“网贷”是其中最高频的词汇。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则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新的消费群体主要在年轻人，而年轻一代多是独生子女，缺乏独立自主的品格，养成了对家庭的较大依赖，当缺乏资金时，很容易转向短时内即可获得的消费贷。

偶尔李歧远也会感到厌倦。《奇葩说》选手詹青云的一段话曾令他困扰：“我们表面上过着自己喜欢的光鲜亮丽的生活，靠透支未来借贷消费分期付款的方式，维系着表面上的精致。可是我们每一天早上醒来，头脑中带着一串串的数字焦虑地醒来，我们真的有感觉到开心吗?”

套路贷盯上年轻人

对于年轻人而言，无论在校求学、培训还是毕业后求职、租房，不同消费场景交织成一张大网。不少商家或平台主动设置借贷消费陷阱，稍有不慎就容易踩坑。

大二学生小美喜欢动漫，2019年11月，她在B站看到一则原画课程广告，许诺学成后给学员提供平台接单赚钱。小美为之吸引，贷款万元报名，不久之后陷入维权困局。

课程提供者为湖南潭州教育。各大社交平台很容易看到他们的广告——“一个小白的风光摄影修行，学配音、用你的声音做副业，或者零基础教学绘画、播音、配音”。“这几年二次元文化兴起，他们抓住的就是那些喜欢动画、对配音好奇的年轻人。”一位潭州教育维权群的管理员向《中国新闻周刊》总结了她所了解的课程套路：前期虚假宣传，承诺高薪兼职;当学生因资金不足而犹豫不决时，以优惠名额有限为由，诱导学员贷款缴费。课程价格大多过万元，而贷款利率普遍在10%以上;一旦课程受到质疑，机构将设置重重障碍，阻止学员退款。

“原价9000多元，现在报名减2000元，名额有限，只限前五。”听完公开课的第二天，小美在潭州教育工作人员引导下开通了京东白条。“收入填7000元~8000元，学历在学信网上注册一个账号，然后截图上传就行。”工作人员告诉她，“填资料时多包装下自己，可以申请到更高的额度。”

2020年大学刚毕业的李旦，则掉入了蛋壳公寓的“租金贷陷阱”。蛋壳采用长租公寓“高收低租”的模式——高价从房东处收房，再低价出租给租客，出租时利用租金贷获取现金流。与租客签合同的时候，蛋壳会向租客提供较为便宜的年付价格;倘若租客囊中羞涩，则可以选择与蛋壳合作的金融机构，申请每月分期付款。

李旦在北京市海淀区北沙滩租了一间26平方米的主卧。“租房时本来说好了押一付一，最后签合同才得知要贷款。我不了解租金贷，只是听说容易出问题，所以不大愿意接受。”蛋壳公寓管家向他解释，租金贷是公司对毕业生首推的方式，价格更加优惠，并提供了他人的借贷合同供参考。当时李旦已从借住的同学那搬离，仓促之下同意了租金贷方案——将2万多元租金分成12期，按月给微众银行还款。

后面的故事众所周知，2020年11月蛋壳公寓暴雷了，全国各地租客都面临被房东扫地出门的困境，李旦也不例外。11月21日，李旦的房东贴条要求他限期搬离，11月29日，李旦去蛋壳总部维权未果，第二天上班时卧室门锁被房东换掉。各地租客的维权，在一起意外事件后，出现了转折点。12月3日，广州一名租客坠楼身亡，次日微众银行发布新方案称，蛋壳租金贷客户退租后不继续还贷，可结清贷款。12月12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李旦已申请剩余贷款免息延期，不过他和房东的对抗仍在继续。

维权难是掉入借贷消费陷阱者面临的共同困境。有律师提到，无论租金贷还是培训贷，流程上通常没有问题，难以通过法律维权。2020年9月，刚上大学的小媛瞒着家里办理了潭州教育的课程贷款。签约几个小时后，她在黑猫投诉平台检索，意外发现针对潭州教育的投诉逾5000条，于是当天便提出解约退款申请。此后，她和潭州教育谈判三个月未果，无奈之下发微博求助。12月2日，央视财经采访了她并曝光了潭州教育前述问题，潭州教育这才同意全额退款。

潭州教育的问题并非个案。“高额的培训费用下，为了让消费者掏腰包，培训机构往往诱导学员用分期交费来降低报名门槛，并混淆概念，掩盖贷款实质”。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提到，近期韦博英语、巨石达阵、优胜教育等校外教育培训机构陆续出现因经营不善而停业关门情况，涉及消费者众多，类似情况有愈演愈烈之势。

如果说潭州教育、蛋壳公寓等是基于真实消费场景的过度诱导，而有些虚构消费场景、以骗贷为意图的借贷，则滑入套路贷的违法境地。

“招聘总经理助理，月薪八万。想得到这份工作，得先去做整容。来到指定的医美诊所，求职者需要申请几万不等的贷款。手术后，求职者发现不仅入职变成一句空谈，整容贷款也需要自己承担”。据中新社报道，2020年8月，北京警方抓捕了十余个“招工美容贷”诈骗团伙，并对9个涉案医疗美容机构进行查抄。作案过程中，招工团伙和美容医院相互配合，在招工、整容、贷款等环节层层设套，形成完整的犯罪链条。医美诊所标价近10万元的综合整形手术，实际成本仅4000余元。

招工美容贷通过延长犯罪链条转嫁风险，但并非新手段，而是传统美容贷的变种。美容贷市场开启于2014年，与整容行业相伴相生。据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统计，2014年刚起步的中国整容手术业市场规模大约4000亿元，到2019年扩大至达8000亿元，成为世界第三大整容市场。高昂的整形费用下，美容贷于是应运而生。高峰时期，全国提供美容贷的平台多达上千家。

“所谓美容贷，借款平台是直接把钱打到医院而非我的账户上的。医院收手术费，中介拿提成，放贷平台赚利息。”刚上大学的李梦溪因为割双眼皮和做隆鼻手术，负债6.4万元。和其他消费场景类似，她在美容院也遇到了诱导贷款环节。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了成功贷到款，工作人员让她隐瞒学生身份，填写了虚假的工作和收入信息。手术费4.6万元，李梦溪分24期贷款，本息一共6.4万元，年利率18%左右。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不少美容贷通过去头息、故意逾期等方式，设下连环套，一些女孩由此落入债务陷阱，甚至沦为套路贷团伙长期赚钱的工具;利益驱动下，套路贷团伙采取非法催收手段，并不担心逾期和坏账。

各地因为套路贷酿成的惨案屡见不鲜。2020年12月公安部披露的全国首例纯线上套路贷涉黑案中，以王某焘为首的犯罪组织通过“借新还旧”“以贷还贷”恶意垒高债务，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以近2亿元的投入获利28亿余元，尚有未收回的非法债务约98亿余元。为了提升回款率，该团伙先后与24家催收公司签订合同，将部分逾期债务外包，采用电话侮辱、威胁，发送PS裸照等手段进行催收。47.5万名受害者中，四川成都吴某因无力偿还，与丈夫二人烧炭自杀;青海西宁江某蕊因不堪轮番催收的精神折磨，悬梁自尽。

深渊凝视

不久前，京东金融因为一则借贷广告视频被骂上热搜。广告中，一位农民工打扮人士因为母亲晕机要求换座，空姐向其推荐升舱服务。后排的男士替他解围，方法是帮他申请15万元的京东金条借款额度。

这类广告并非京东金融首创。“微博借钱”广告中，一对中年男女去酒店开房，男人付款时发现余额不足，灵机一动开通了微博备用金。“360借条”广告中，一位衣衫褴褛、身材矮小的男子提着五花肉称，会让空姐过上好日子;空姐表示怀疑，让男子当场开通360借条，见其获批15万元额度后欣然应允。“趁年轻，想花就花，大不了分期还嘛。”在蚂蚁花呗的系列广告中，情侣借钱买家具，“社畜”借钱请吃饭，学生借钱环球旅行……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黄震认为，此类广告呈现的价值观扭曲，容易造成较大的社会危害。“我们总在提倡普惠金融，但是普惠到一定程度后，变成了诱导过度消费，也是一个问题”。黄震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资金供给方尝试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适应了普惠金融发展的趋势，服务了更多的人群，是一个积极的进步;然而资金供给并非简单的商业行为，还需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一方面相关平台考虑不足。

消费贷，通常指剔除房贷、车贷的银行消费贷，再加上消费金融公司以及各类互联网金融公司提供的现金贷和消费分期业务。公开资料显示，中国消费信贷市场自2012年逐步启动，2015年起呈现爆发式增长。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我国个人整体信贷消费余额从2015年的18.95万亿升至2019年的43.97万亿，年复合增速达23.42%。

过去几年，从商业银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到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消费贷和现金贷业务遍地开花。年轻人无论资质如何，均可轻松借到高额贷款。“一旦你开始关注网贷，会发现随便打开一个App，都在催你借钱。”21岁的乐苏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上大一时她的一个室友因还不上网贷被“爆通讯录”，迫于压力退学。“当时就觉得，网贷好可怕，跟自己说千万不要这样子。”然而如今即将毕业的乐苏因为超前消费和追星，已负债近2万元。

根据柳相对豆瓣小组“负债者联盟”11月发帖的统计，有362人提及负债原因和金额，总负债1.3454亿元。其中占比最大的，是因超前消费和游戏氪金而负债者，一共158人，总负债2718万元，平均每人负债近17万元。“各平台大水漫灌式地把钱借出去，最后再暴力催收回来。对于没有做好信用消费准备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灾难。”柳相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许多年轻人图一时之快，殊不知借钱只是开始而非完成，会有无穷后患”。据黄震了解，目前网贷平台在经营推广上普遍存在一些潜规则：一是捆绑销售或场景嵌入式销售，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借贷;二是掠夺性贷款，在低利息宣传下，利用信用评估费、服务费、手续费等名目虚增费用，并收取较高的违约罚息和滞纳金。“在强监管背景下，持牌金融机构有所收敛，然而没有牌照的小贷公司仍然有合规管理上的问题。”黄震指出。

一名“你我贷”平台前雇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成本和经营成本比商业银行更高，而选择向小贷公司借贷的人往往资质也不够好;在此背景下，小贷公司往往需要通过高利率来覆盖高成本和高风险。

“这是一个凝视着你的深渊”，“负债者联盟”的一个组员撰文称。按照规则，只要用户按时还款，系统会鼓励其借更多的钱。如果无法一次性还款，系统还会贴心地提供分期还款服务。这种分期还款会进一步麻痹借款者的判断，误以为还款轻松。然而手续费、分期服务费以及变相利滚利的层层加码，很容易将缺乏自制力的借贷者拖向深渊。

以贷养贷和负债互为因果，是一个无法走出的迷宫。“以前信用卡有免息期，以贷养贷或许还能转得过来。现在各种消费贷没有免息期，窟窿会越来越大，肯定转不下去，甚至走向崩溃。”黄震说。

汤隆今年28岁，因为过度消费，最高时欠贷逾8万元，曾持续多年深陷网贷泥潭。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了以贷养贷的操作逻辑：“一个平台还款后会恢复一定额度，比如还了1000元，扣除利息，再返你800元额度，你再用这800额度去还其他平台。如此进行下去，总额度不断下降，需要你不断开拓新的平台。”

“规则很复杂，借贷很方便，让你觉得很无害。”汤隆说，“倒贷款”的过程中他形成一种错觉：“好不容易拿到钱以后，会以为是自己辛苦所得，不用还了一样。有了钱，为什么还要去上班?”

刚毕业那年，小颖在分期乐的1万元额度很快用完。为免逾期，她陆续办理了几张银行卡，额度累加到3万元，并开始以贷养贷。小颖接触的借贷平台一度累积到二十余个，其中不少如今已倒闭。“到后期慌不择路，就不会去计较利息高低了，哪个平台放款就贷哪个。”最危急的时候，她发现连300多元也还不上了，着急之下以1000元的价格转卖了手机，并冒险借了“714高炮”。

“高炮”是负债者的行话，意指期限为7天或14天、包含高额“砍头息”和逾期费用的网贷。“比如借2000，实际到手1500，七天后需还2500。逾期一个月，逾期费用有可能高达5000。”同样碰过“高炮”的汤隆说。到这一步，负债者已接近山穷水尽，无款可贷。

2019年2月，西安一名21岁的女演员从17楼跳下。她的父亲收拾遗物时看到账单，才知道女儿独自还了三年网贷，死前仍欠十几万元贷款。2019年8月，南京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同样选择跳楼自尽。此前的一年时间里，他在10家持牌金融机构贷款36次，累计获得贷款7.2万余元。在其去世后的数天时间里，家人仍不断收到催收电话。“我们希望他是最后一个因为校园贷死亡的孩子。”他的爷爷向媒体哭诉。2020年10月，一对大学生情侣在南京实习期间烧炭自杀，警方调查发现，二人均出自甘肃白银贫困家庭，生前牵涉网贷纠纷……检索发现，年轻人因为过度举债而轻生的悲剧，近年来不断在各地上演。

高利贷、套路贷、校园贷、“高炮”、砍头息、暴力催收……过去几年暴露出的种种乱象，让网贷的行业形象和口碑一落千丈。受访的你我贷前雇员并未否认前述乱象，不过他认为这些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贷款公司：“供需两端不是完全割裂的。在需求端，就有一批专门‘撸口子’的人。他们多是信用黑户，一个人可能会借几十上百家，专门研究如何能够不还平台贷款，这直接导致了暴力催收和平台坏账率的高升。”

上岸有多难

“对我来说，花钱是孤独的，还钱也是孤独的，有一种深深的空虚感。”李歧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次面临逾期危机，他四处筹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然后一旦危机暂时解除，他又会恢复平日的消费习惯。如今面临贷款全面逾期，遭遇“社会性死亡”的他反倒释然，坦言自己暂时放弃了还款。

同样放弃还贷的许守成，经历和李歧远极为相似。2015年大学毕业至今，他断续干过8份工作，月薪3000元左右，累计失业时间长达三年。“我没网赌，没做过投资，纯个人超前消费。”加微信后，许守成不等提问便开始自言自语：“住的自如房子，月租1500元。每天点外卖，从不看价格，什么吃着爽吃哪个，每餐三四十，一天两餐，经常吃夜宵。算下来，一个月吃住5000元左右，三年下来就是18万元。”经年累月，如今许守成负债金额高达41万元。

许守成说自己目前处于“溺水”状态——经历以贷养贷的乱局后，开始凭着本能行事。负债者们习惯将还清贷款形容为“上岸”。对许守成等溺水者而言，利息持续滚动，上岸遥遥无期。有媒体报道称，90后从“网贷”的泥潭成功上岸，主要有两种路径：或者在自己稳定工作基础上做财务规划，把所有网贷一次还清;或者靠父母“扶一把”，之后强制与网贷一刀两断。

2018年，因为一笔逾期贷款，催收人员把电话打给了小颖妈妈。“我妈也没有钱，给了我两万多，以为我周转开了。”小颖并未坦白真实负债金额。为了还债，隔年7月，她辞职从老家大连来到上海。在上海，小颖白天上班，晚上接单熬夜代写论文，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收入所得几乎都用来还贷。2019年末，小颖接近收支平衡，未料家庭突生变故。“我妈因为帮我还钱，收支乱了，也去贷了款。我把不多的积蓄一股脑儿给她，还是不够，于是重新借贷。”母女二人于是陷入循环借贷的怪圈。

小颖提到，在豆瓣小组“负债者联盟”，有不少充当“债务摆渡人”的诈骗者。“只要有人伸出手，负债者很容易病急乱投医，从一个深渊坠入另一个深渊。”小颖说。“负债者联盟”置顶了一则举报帖，里面总结了几种常见的诈骗负债者的套路：晒收入“钓鱼”，私信借钱，提供协商还贷、帮养征信、通讯录防爆等有偿服务。一名知乎网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小额负债后慌不择路，误入刷单赚钱骗局，从网贷平台借出20万元“补单”，最终血本无归，如今同时干着三份工作还债。

目睹了组内前述种种乱象，柳相强调上岸没有捷径可走，上岸其实不难，关键在于戒断“花钱的瘾”，抵挡住来自网贷平台的种种诱惑。

难以克制的游戏瘾，将海莹的男友一次次拽回债务泥潭。“我们刚在一起的一年多，他往‘梦幻西游’里充值了二十万元左右，一直是用信用卡和网贷。后来他爸妈帮他还了十万元左右，半年以后，有一次偶然登上他的支付宝，发现他仍在持续不断往里充钱，陆续又充了二三十万元。”海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男友其实生活很节省，唯独痴迷于在游戏世界称霸一方的快感。后来在她要求下，男友以两万多元的价格将游戏账号转卖。

为了打破负债怪圈，2020年10月，小颖母亲来到上海，和女儿分享了自己的还贷经验——停止以贷养贷，转而采取“攒够一家还一家”的方式。“现在她还在还款，但她的精神状态很好”。在母亲鼓励下，小颖重新梳理了自己的债务，并从12月起暂停所有网贷还款，全力以赴还信用卡。“我现在月薪8000多元，每个月拿出6000多元还债，留2000元来生活。这样算下来，还清所有债务差不多要3年。”为了断瘾，她解绑了所有网购平台的银行卡，要求自己从此只花现金。

对于每个月生活费只有1500元的大学生李梦溪来说，6.4万元的美容贷是一笔巨款，分成24期后，每月还款金额为2600多元。她需要做家教兼职，周末还有不定时的课程，疲于奔命。李梦溪小心翼翼地克制着自己的消费欲望，化妆品只用眉笔、口红、隔离霜和定妆粉，洗面奶换成3元多一瓶的美肤宝，买衣服只上拼多多，“今年冬天就买了两条裤子，十几块钱一条”。

她将自己的负债经历写在网上，有网友被她打动，私信表示愿意帮忙还款，然而她谢绝了。半年过去，李梦溪已还14837元，还差5万多元，她打算趁寒假出去打工。“我还是想走那条看起来最辛苦、其实是最踏实的路，一点点攒钱。”

记者/黄孝光

发于2021.1.11总第980期《中国新闻周刊》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负债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