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一个清新的早晨，Weymi Cho开着一辆崭新的白色玛莎拉蒂在温哥华市中心的一家酒店门口接我。 Weymi 20岁，身材苗条，大眼睛和及腰长发，在迪奥丝质衬衫的陪衬下，她身上几乎有一种略保守的贵族气质。当时大约10点，她准备去购物。

Weymi 14岁来到温哥华，上寄宿学校。她父母在台湾经营一家规模不小的半导体企业，虽说在台湾长大，但是她父母是大陆人。小时候她和她姐姐一起上国际学校，为她们日后的海外学习做准备，暑假时她曾游历美国和澳洲。“我爸爸一直跟我们强调英语一定要学好”，她说道，“他一直计划着送我们到西方国家。”

移民西方国家是大多数中国新富的计划。在过去的十年里，移民狂潮席卷纽约、伦敦和洛杉矶等大城市，掀起抢购房产热潮，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贫富不均和财富全球化的焦虑。中国新富已经在某种意义上禁锢了公众对于“富裕”的想象力，要知道俄罗斯富人云集还是在十九世纪，而海湾国家的崛起也是数十年前的事了。

温哥华尤其受到中国人的青睐，主要得益于城市在环太平地区的地位，宜人的气候和相较轻松的生活节奏。中国新一代的百万富翁将温哥华当作避风港，在这里投入的不光是他们的钱财，更是他们孩子的未来，更有甚者，在这里创业并拓展社交。

中国富人的子女被称为“富二代”。在一个渡过漫长的贫穷和节俭时期的国度里，他们的奢侈挥霍经常成为众矢之的。“富二代”是一个吸引眼球的话题。有一档关于“富二代”的真人秀，名为“公主我最大”(Ultra Rich Asian Girls of Vancouver)，这里面Weymi也有出演。节目记录了六个年轻女孩在众人焦灼而又轻蔑的目光中迷惑的生活状态，她们挥金如土地彰显着自己的地位，又对他人的排场进行鄙夷。

鄙视暴发户也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但中国的版本与众不同。由于共产主义传统，中国所有的财富都是新财富，没有旧贵族的生活方式可以效仿，也没有花钱的固定模板。我问了几个《公主我最大》里的女生，怎么看待自己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网上的人总在说他们这么炫耀有意思么?”，Weymi答道，“但我不认为我在炫耀，这就是我日常的生活状态。”

中国大约三分之一的财富掌握在百分之一的人口当中。尽管中国的贫困人口依旧处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里，最近有一份报告却指出，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已超美国。Jeffrey Winters，西北大学的政治学教授Jeffery Winters说道：“现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构成了人类历史上贫富分化最为迅速的几个阶段之一。”

这位教授，同时也是《Oligarchy》(寡头政治)这本书的作者，他在书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国家之一——包括俄罗斯在内——出现国家的贫富阶级在革命中被消除，然后又再出现的情况。在俄罗斯，在中国，一个突然形成的“极富阶层”意味着他们并不清楚旧时贵族根深蒂固的“财不可露”的观念，就像ThorsteinVeblen说的：现今的新富通过炫耀性消费来彰显自己的富人地位。

由中国银行和胡润百富联合推行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中国约60%的富人都已经在办理移民手续或者打算移民(这里所谓的“富人”指身价在1000万人民币左右(合150万美元)的人)，目前中国人约以每年450亿美元的速度在转移资金，这其中大部分钱投资到了房地产业，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称，中国买家已经成为外币现钞在美国住宅房地产市场的最大来源。

有钱人离开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人担心污染;有些人想给孩子寻求更好的教育。周雪光，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告诉我：“中国的教育系统下学生的竞争压力是众所周知的残酷，”他说道，“好学校就那么几个，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不是钱的问题，即使你再有钱，也还是进不去。”不过，相对于较为富裕的阶层而言，最基本的移民海外的原因是，在中国，有钱人经常觉得自己的财富岌岌可危。这不仅仅是对于经济增长缓慢和股票市场风云不定的担忧，更多的是如果没有寻求政治上的庇护，没有刻意去斡旋人际关系，事业发展很容易到瓶颈期而难以寻求突破。”

John Osburg，人类学家，花了数年时间在成都研究事业成功的商人，他告诉我：“这些商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恐惧，假如与他们有关的官员在反腐斗争中被放倒，这将给他们带来不利影响，进一步导致资产被查封。还有一个忧患是，有些商人可以利用他们在政府的关系铲除竞争对手。”他认识的有些企业家把“上福布斯榜”看作是一种魔咒：“那些登上了福布斯榜的成功人士，在几年之内，就会接二连三地成为某类刑事案件的调查对象或者在腐败丑闻中被打倒。”

在温哥华，Weymi提到了这种焦虑的普遍性：“我在上海有一些当官的亲戚，说过一些他们的朋友近期都在发愁打击贪污腐败的事。在中国，个人安危不光涉及到你做了些什么，更重要的是你的关系网。”

逛完了街，Weymi赶往《公主我最大》第二季最后一集的拍摄地点。慢慢地，其他剧组成员也到了。其中一个女生叫Diana，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亚洲研究专业的学生，今年才23岁。她的一个校友，Chelsea, 是这几个女生里唯一一个已婚的。她身穿粉红色娃娃裙，上有精致的羽毛缀饰，搭配Gucci恨天高，倒是有几分像蹒跚学步的鸵鸟。Ray, 来自U.B.C金融系的学生，带了她男朋友来，同样也是“富二代”。她们在等待拍摄开始的间隙，细细打量着彼此身上的服饰和珠宝，在显而易见的竞争氛围中仿佛又含着一丝温情流露，好像这种消费至上的群体中竟也培养出了一种心照不宣的亲切感。

拍摄结束是party，而且一直持续到凌晨。Ray和她的男友说有一个人无所不知，他叫Paul Oei, 一个五十多岁，能说会道，满头银发的小老头。说到“富二代”在温哥华站稳脚跟，他就是你不得不去拜访的“非官方大使”。Oei说有太多中国人想要移民温哥华了，因此他们公司简直“人满为患”。他说：“他们在温哥华买房产不带眨眼的，跟纽约，洛杉矶，香港或者日本比，已经非常便宜了。首先，在温哥华买房很经济，其次，这些人钱太多了，所以要适当分散点，放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国度。”

有一天，Weymi和记者一起吃晚餐。记者问她相对于中国而言，是不是更喜欢温哥华，她说是的。她谈到了社会不平等问题，尤其是在中国和加拿大。她问记者：“你去过East Hastings吗?”这地方相当于温哥华的贫民窟，但是它的周围却与时尚酒吧和百万美元的公寓毗邻。“那就是你最能感受到贫富差距的地方”，她沉默了会儿，“至少比在中国好很多。”她回忆起有一次去上海的经历，误打误撞进了一个外地农民工集结的地方，又脏又破;后又谈起云南一些比较落后的偏远山区的情况，她妈妈是云南人。她说：“在我小时候，我妈总是跟我说她们那一辈以前有多么多么穷;那种贫穷带来的恐惧好像会一直跟随人的后半辈子。”Weymi的外婆和阿姨以前在洗衣房工作，勉强维持生计。“我妈不想跟她的妈妈和姐姐一样，一直对村庄里哪户人家稍微过得好一点喋喋不休;这是典型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如果我妈待在了云南，没有出来，那就会是她的一生。”Weymi放下了筷子，长吸一口气，抬起头对着记者说：“你能想象那种日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