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听闻，在中医药界，从事“西医针灸”的年轻针灸工作者似乎多过从事“中医针灸”者。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一批博、硕论文，其中有不少只是用中医来“穿鞋戴帽”，在正文中腧穴用中医针灸名而已，此外中医的要素就不见了。

作为一名多年从事中医针灸的海外老中医，笔者对当前中医针灸人才培养的一些做法不无痛心。据了解，在培养高级针灸人才时，有不少地方是以动物实验或用神经理论来指导，博士论文都需要有动物试验，已成为“新八股”。比如，在小白鼠如此短的小腿上对“足三里”穴位进行针刺，怎么能证明是“足三里”穴而不是“上巨虚”或其它穴位？其结果只能说明是电刺激，不能证明是针刺“足三里”。用这些方法能培养出真正高明的针灸医生吗？但不这样“新八股”，博士论文就通不过毕不了业。

这样发展的针灸不是中医针灸，而是西医针灸、神经针灸。照此下去，中医针灸的前途堪忧。只怕到头来使针灸变质，变成西医的一种疗法而已，针灸的中医精髓将不复存。笔者深知，中医人才培养不能以西医马首是瞻。如果不在中医针灸教育特别是临症指导的理论上痛下决心，将会陷入数典忘祖的境地，后果不堪设想。

中医药未来人才培养如何避免陷入数典忘祖的境地？又如何避免拘泥于祖宗之法？

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不是西医的专利，中医也应该主动运用。既可以避免拘泥于祖宗之法，又可使中医更加强大和行稳致远。例如，我们现在使用“云讲堂”进行中医教学，及线上舌诊和远程会诊等临床治疗。随着IT技术进一步发展，若干年后，互联网上不同语言的即时翻译转换将会逐步实现，人们可在不同国家随名师学中医；而未来图像识别技术的改进、穿戴式医疗设备的发展，互联网中医远程诊断和治疗将会变得更加成熟和实用，尤其在中医针灸“治未病”（亚健康）和长寿医学方面，将会发挥出特殊作用。

以中医针灸为例，两千年来，中医针灸传承和人才培养主要是以师授的“师带徒”形式和院校教育两种形式，一脉相承至今。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成都、广州等地，中医学院相继建校；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逐渐升格为各省的中医药大学，并可颁授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跻身于中国高等教育事业行列，成为中医针灸教育传承的主体。而师授的“师带徒”形式日渐式微，所剩无几。

作为海外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拿大的针灸教育传承是中医针灸传承的一个历史缩影。始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初期以师授的“师带徒”为主，后来院校教育兴起，用了20多年的时间，紧跟中国中医针灸教学发展，在西方教育体系和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并在西方医学教育讲坛上占有一席合法地位。而师授传承，除有特殊（手技/疗法）情况外，“师带徒”形式已越来越少见了。

受限于加拿大中医针灸立法规定，中医不可以碰西医，中医针灸执业者被迫只能走“纯中医”的发展道路。笔者认为，这种以“纯中医”为重点的中医针灸教育传承，可以避免陷入数典忘祖的境地，是加拿大中医针灸教育界发展的主要方向。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下，北京、上海、南京都设有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国际上两个最大的中医药针灸专业学会，即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和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的总部秘书处都设在北京，前者为世界卫生组织非政府组织（NGO）成员，后者是与世界卫生组织建立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织。这都已充分说明，中医针灸以其独到的疗效，在世界优秀的传统医学之林中占据重要地位，如今正在蓄势谋发展。

（本文作者吴滨江，系加拿大安大略中医学院院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