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身穿“刹车失灵”字样T恤的女车主站上车顶维权,特斯拉便再次身陷舆论漩涡。

争议焦点是:车主称刹车失灵,但无法还原事故现场、难以自证。而特斯拉掌握行车数据,却拒不提供给有关调查部门。事件走向一波三折,最终在22日特斯拉公布了事发前半小时的车辆原始数据。

从“决不妥协”到公布事发前半小时数据

起初特斯拉“决不妥协”,后来在舆论压力下,改口“尽全力满足车主诉求”,但仍缄口不提公开事故车辆的行车数据。4月21日深夜,在多个部门发声后,特斯拉态度大转弯,称“愿意提供事发前半小时的车辆原始数据给第三方鉴定机构或政府指定的技术监管部门或者消费者本人”。直到22日晚间,特斯拉公布事发前半小时的车辆原始数据,车辆有超过40次踩下制动踏板的记录。

特斯拉表示,数据显示,车辆发生事故前的30分钟内,车辆有超过40次踩下制动踏板的记录。同时车辆有多次超过100千米/小时,和多次刹停的情况发生。在驾驶员最后一次踩下制动踏板时,数据显示,车辆时速为118.5千米/小时。在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后的2.7秒内,最大制动主缸压力仅为45.9bar,之后驾驶员加大踩下制动踏板的幅度,制动主缸压力达到了92.7bar,紧接着前撞预警及自动紧急制动功能启动(最大制动主缸压力达到了140.7bar)并发挥了作用,减轻了碰撞的幅度,ABS作用之后的1.8秒,系统记录了碰撞的发生。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后,车速持续降低,发生碰撞前,车速降低至48.5千米/小时。

特斯拉方面表示,综上所述,车辆以较高速度行驶,驾驶员开始踩下制动踏板力度较轻,之后,自动紧急制动功能启动并发挥了作用,提升了制动力并减轻了碰撞的冲击力,制动系统均正常介入工作并降低了车速。

4月21日,针对这一事件,郑州市郑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应,责令特斯拉汽车销售服务(郑州)有限公司无条件向张女士提供该车发生事故前半小时的完整行车数据。而对于检测机构,22日,郑州市监局则表示,在获得特斯拉提供的数据后,会由双方协商来确定第三方检测机构,只要第三方检测机构具备汽车检验资质就可以,“没有指定哪一家”。

企业收集的数据是归企业还是归车主

有人会说,数据是企业收集的,该归企业。但细想之下,自己的行车数据竟不能自主掌握,很不合理。于是,便带出一场关于数据权属的争论,而这一争论在国际范围内仍悬而未决。

用户使用中产生的数据是谁的?在这过程中,有3个主体常被牵涉其中:个人、企业、国家。个人享有数据隐私权利,企业享有数据再加工权利,国家则要保障数据主权、拆除数据安全领域的潜在危机。其中,较引人关注的是企业与个人间的数据权属问题。个人与企业数据权属不明,可能导致企业侵犯个人数据权利。比如,一些企业擅自处理用户数据,而用户全然不知自身信息被以何种方式处理、流向何处。此外,部分企业可能跨境转移信息,转移后的信息是否合规使用甚至是否威胁到国家安全,更要打个大大的问号。这话并非没有因由。

数据安全的“刹车”必须掌握在国家手里

各国日益将“数据安全”视为大课题。但现实是,很多用户数据都掌握在诸多互联网大企业手中,各有数据壁垒,视为竞争筹码。面对大企业的数据垄断,各国在不断打击、规范。

中国在《网络安全法》第二十一条及《数据安全法》(征求意见稿)第十九条中,均提到数据分级分类保护,但关于数据权属、数据安全等规定主要见于《网络安全法》及一些地方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并且多为倡导性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数据权益归属与利益分配不明,很容易引发数据获取、共享、交易等法治风险和困境。”南开大学法学教授陈兵说。

特斯拉维权事件,显然碰到了这样的困境。特斯拉作为知名外企,在中国售卖产品,获取中国用户的数据,但碰上维权问题,竟在数据权属上“打小算盘”,甚至公然不服从相关监管调查部门的数据提取要求,这种数据垄断的姿态明显不只是傲慢,更是在违法的边缘肆意试探。

近些年,中国不断规范立法,打击垄断。特斯拉维权事件不仅仅是普通的商业纠纷,背后暴露的数据垄断问题更值得深思。数据安全的“刹车”,必须掌握在国家手里。这点必须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