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健康发展问题，不能不先提及2016年“十三五”开局之年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从这一年开始，“健康中国2030”被确定为国家优先发展战略，其核心意义包括：第一，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重要基础；第二，要全面提升中华民族健康素质，实现人民健康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而且明确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第三，这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履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承诺。

目前看，国家在5年前确立的这个重大战略是非常明智的。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重申了要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几个要点，主要如下：第一，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广泛开展全民健康运动；第二，发展健康服务消费，鼓励企业创新，为新产品市场准入创造便利，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第三，深化疾病预防防控体系改革，创新医防协同机制；第四，支持社会办医，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规范发展。

上述这些措施如果都能够得到顺利落实，将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重大意义

从过去一年到今年前几个月的情况来看，“健康中国2030”战略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现实意义，可从三方面来理解：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

首先，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两亿，死亡人数达340多万。其次是疫苗接种。全球新冠疫苗接种总量已超过15亿剂。疫苗的干预作用究竟有多大。在我看来，大概有三种可能：一是疫苗起了积极的正向作用，但这一点还有待科学研究证实。二是中性作用，即疫苗既没有发挥大的积极作用，也没有负面作用，因为疫苗上市时间太短有关。三是负向作用。有些科学家提出，在目前这个阶段，对新冠病毒进行如此快速的、大面积的人为干预，会否导致所谓的“病毒免疫逃逸”？比如抗生素打多了，可能会造成抗生素滥用，未来人类再用抗生素应对传染性疾病时，效果可能越来越差。目前，这一问题无论是从科学层面和政治层面都存有巨大争议。

第二，经济增长。

根据IMF数据，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2%，预计2021年经济增速为5.5%。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为2.3%，预计2021年为8.1%，应该说中国的经济复苏情况非常好。这样的持续增长靠什么？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主要机制是以需求拉动供给，以供给促进需求；其核心是凸显需求，因为需求是增长机制的起点和落脚点。

第三，需求潜能。

从中国目前的需求结构看，居民消费这一领域的需求潜能非常重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从消费方式看，线上消费模式早已形成长期增长趋势。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人们进一步增大了线上消费的力度。毕竟线上消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疫情对身心带来的负面影响，估计这种态势在短期内不会减弱。从消费结构看，在过去数百年的人类历史中，随着人类“疾病模式”的转型，健康导向的消费弹性在家庭消费弹性指数排行榜中位居前列，高达1.5-1.6。基于目前的状况，我们有理由假定，健康消费弹性指数可能进一步超越诸如教育、食品等其他家庭消费项目。

由此可见，“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提出恰逢其时，如能得到有效推进，它或将成为助推中国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此外，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在中国消费结构里的占比越来越大，这一点是否有微观基础？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到2020年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食品、住房、交通通讯、教育文化等八项消费项目里，只有住房和医疗保健这两个消费项目的消费结构指数持续上升，其他消费项目要么没有变化，要么开始下降。

住房的消费结构指数升高，因为它具备消费投资双重属性。倘若抛开住房，从纯消费的角度来看只剩医疗一项，这样的发展趋势也与过去200多年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高度一致。

健康导向市场趋势的机遇和挑战

机遇方面，双循环模式对内需增长提出很高的要求。而从当下总的需求结构看，促进居民消费应是拉动内需，实现经济有效良性增长的关键。其中大健康服务是核心推动力量。

挑战方面，健康服务对人力要素的投入具有相对较高的依赖性。随着健康服务业的不断发展，宏观经济生产率的下行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事实上，根据发达国家多年来的统计数据和中国2008年以来的数据显示，医疗服务的大幅通胀既是短期趋势也是长期趋势。比如在美国，20年以来只有医疗服务是通胀最高的项目。这种通胀要么源自需求，要么源自供给侧的成本变化。

医疗服务大幅通胀的客观事实，与其依赖人力要素主导推动的增长不无关系。在这个大背景下，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比如更好地促进数字技术的应用、开放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革支付手段等，以此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是经济学家们未来需要研究的一大重点。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不仅取决于中美两国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取决于增长的推动力结构，是靠要素积累的推动还是靠生产率的提升来实现？这可能会是一大挑战。

（本文根据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北大国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国恩在北大国发院举办的“中国经济观察”第56期报告会的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