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在第23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发表了题为《碳中和、5G与中国经济增长逻辑》的主题演讲。

刘俏表示，改革开放进入第四个十年，中国已大致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为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需要寻找经济增长新动能，需要数量巨大的、对基础核心行业的投融资。

刘俏表示，目前主要围绕五个领域来寻找新动能的转换：“再工业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新基建”(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大国工业、碳中和，以及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他认为，这些领域结合在一起将使中国处在一个比较独特的位置——有可能在完成工业化进程后，仍然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刘俏指出，能源使用方式、人与人直接的交互方式，这是文明形态的特征，对应现在正在推进的“碳中和”、“5G/6G”，都是基础核心行业的节点领域。研究显示，未来30年“碳中和”需要255万亿投资，而2021-2030年间5G可带来的新增GDP将达到31.21万亿。

基于对重点领域课题的研究和分析，刘俏表示，无论是碳中和，还是5G/6G的行业导入，都需要大量的投融资，未来整个宏观经济政策制定逻辑，可能都需要随着新发展阶段的到来而进行一些调整。

刘俏指出，传统的投资率、杠杆率衡量以GDP为锚，过高估计了投资率和金融风险爆发的可能，这或许可能导致政策制定者在面临不利经济状况的时候采取过度谨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政策失当往往增加危机爆发的风险。

刘俏表示，整体价值比较大的国家，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比较大，而当采用积极的政策回应时，往往能够避免金融危机的爆发。

“这一发现挑战了经典经济学关于金融危机成因的理论，例如Kindleberger-Minsky理论，他们认为过高的债务率及随之而来的债务泡沫破灭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而我们的研究显示这一结论对整体价值大、政策空间足、投资机会多的国家并不适用。”刘俏称。

基于研究，刘俏提出，宏观政策需要一个新的框架：一个基于广义价值而非GDP的政策体系：

第一、我国目前仍需要大量投资，在产业变革过程中大量的关键领域、节点行业需要数量巨大的投资。如何构建新的投、融资体系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经济政策体系需要直面的第一性问题。

第二、应将宏观政策锚定为我国的整体价值(CV)而非GDP。这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积极实施提供更为开阔的空间，这在目前经济结构剧烈转变、新旧动能交替的大背景下极为重要。

第三、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需要更高水平的结合，宏观政策产生积极效果的前提是高水平的投资资本收益率，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对于政策措施，刘俏建议，可以采用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中有进的货币政策。同时规范投资，强化市场化资源配置，新增资金投入关键领域和节点行业，包括双碳目标、中小企业扶持、共同富裕、新基建(5G/6G、地空天通信网络)、生育福利、基础研发、美丽乡村、人力资本投资、新型城市化和公共服务体系等。

“这些领域都是未来构建新发展模式、构建新文明形态所需要投资的基础核心行业和领域，要从宏观政策的角度做相应的底层逻辑和构想的调整。”刘俏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