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地图串联起中国污染治理的变迁。

10多年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作为中国污染治理的观察者，用一张地图，为环保各方搭建起一个沟通的桥梁。

2006年，马军创办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想要开发一些有利于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的项目。污染地图就在那时成型：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受处罚的污染企业信息被汇集到一张可以随时查看的地图里。

但彼时，环境信息公开的程度还比较有限，有的出于社会影响，有的考虑到当时监测的主要是大型企业，这些企业通常是地方经济的支柱，一旦把负面环境信息放到阳光下，一些“特殊照顾”便难再开展。

治污的坚定态度在数据中显现出来。马军介绍，第一年，污染地图只能收集不到2000条的记录，之后一直缓慢增长。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响，监测发布进入快车道。

特别在2015年中央环保督察启动后，更是有了爆发式增长。截至2021年4月，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收集的违规记录突破了200万条。

在马军看来，环保方面的监测数据大规模地实施公开，体现了中国向污染宣战的政治决心。

大气污染治理需要社会广泛参与。在担任生态环境部“特邀观察员”时，马军曾在河北旅途中偶遇一条流淌着黑水的河流，于是他下到河边，通过蔚蓝地图App拍照上传，并分享到微博。当天晚上，就收到县环境分局官微回复：县委、县政府高度关注，此前已对涉事公司严肃处理，对两名干部追责问责，对受污染的河水回抽处理。

地图App中专门开辟了公众发声的渠道，大大激发公众对于环保的热情。马军记得，2015年发布的“水十条”，提到了大家格外关心的黑臭水体整治。基于地图App，公众不但可以便捷获取信息，而且方便一键转发微博，他们可以拍照、质疑，还可以@当地的官微进行“微举报”。

这样基于数据的社会监督，促进公众、企业和地方环境部门形成良性的互动。例如，2014年山东一家大型上市钢企的在线监测数据显示，污染物常常连续超标，有时甚至在10倍以上。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致电该企业未能得到回应，但是当地居民和环保组织不断地通过微博举报，最终当地环境部门要求该企业关停落后产能。仅仅3台竖炉关停就减排二氧化硫2615吨，氮氧化物196吨，粉尘405吨。

这让排污企业和监管者的关系理得更顺了。马军了解到，一些企业的行政级别甚至高于当地的环保部门，监管受此掣肘，但借由群众多次举报，环保部门可以敲开企业大门，敦促其整改并公开说明。

越来越多的企业也由最初的不理解，逐渐意识到，信息公开对自己是有帮助的。有企业负责人曾表示，使用这些数据去管理供应商并没有增加成本，反而是帮助他们识别了上游哪些企业存在风险，在秋冬季限停产过程中，可以更好地维持高效运行的平稳供应链。

这些年来，马军见证了环境信息公开所取得的历史性进步。2020年12月30日，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将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确定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基础性内容”。

据此，生态环境部于2022年2月颁行《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建议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推动建立企业自律、管理有效、监督严格、支撑有力的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

如今的地图App里，汇总了超过4000个空气质量监测的站点，近两万个与水质相关的监测站点，包括土壤监测重点污染源的站点。

2015年，马军将“污染地图”更名为“蔚蓝地图”。那一年，除大气污染物之外，更多环境信息数据被公开。他说，这不仅是信息的升级，也是让这代表蓝天的颜色给更多的人带来希望，让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到环保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