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22年，中国在多重超预期因素影响下保持了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但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仍然面临较大的三重压力，外部环境动荡不安更给我国经济带来了不确定的影响。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以投资为抓手的经济刺激政策是否需要转向？该如何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青年人失业率高企的难题何解？展望2023年，又该如何设定经济增速目标？又要注意防范化解哪些风险？

近日，澎湃新闻就上述问题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他表示，2022年全年的经济增速可能在3%上下，可能要比既定目标低四成。2023年随着疫情防控政策变化，宏观经济形势将有所好转，也会带动就业和消费回暖。

在宏观政策应该抓投资还是抓消费的选择问题上，卢锋表示，我国有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独到优势，一方面所处的发展阶段还有投资机会，另一方面政府也有较强的宏观调控能力。但消费在国民经济中也应发挥好基础作用，可适当调整促投资与促消费的比例，进一步提高促消费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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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23年的经济增速，卢锋表示，疫情防控与积极宏观政策释放的增长动能足以对冲不利因素影响，使得2023年经济增速复苏回升到5%上下。如果房地产和平台监管领域纠偏措施比较得力，提振民企发展信心工作取得较好成效，疫情策略转换一次性冲击影响较为有限，经济复苏有可能加速提升到6%上下，达到近年潜在增速水平。

澎湃新闻：受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2022年的经济增速恐将低于既定目标。对于实际增速情况您如何预估？增速放缓对中国经济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卢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去年10月将中国2022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3.2%，和全球增速基本一致。世界银行去年底把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7%。考虑去年前三季度增速与四季度经济困难形势未能改观，综合来看我认为2022年全年的经济增速可能在3%上下，这确实与年初制定的目标相差很大，很可能要比目标低40%以上，这在我国改革时代是相当罕见的现象。

疫情三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大起大落，先是2020年一季度出现疫情，呈现负增长，下半年逐渐恢复，全年经济增速为2.3%。由于2020年的低基数效应，2021年实现了较高增长，但也出现了三重压力。我认为2021年还有可能做得更好一些，特别是宏观政策和监管政策值得研究探讨。原以为2022年随着经济刺激政策可以有效舒缓三重压力，但疫情等因素导致了2022年也不及预期，最终形成了起落的轨迹。

疫情三年来，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显著低于潜在增长率，GDP增速放缓并不只是个数值，它反映在百姓的就业、收入、储蓄等方方面面。宏观经济形势不好，个人微观的感受也是一致的。此外防范各类风险的难度在加大，甚至在防风险过程中又派生出了新的风险因素。

澎湃新闻：三年来，我国以投资作为稳增长的抓手，不断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然而有观点认为投资的拉动作用已大不如从前，对此您怎么看？

卢锋：这个感受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们还是要先理清投资拉动经济循环的链条，才能更好地分析和理解。

中国政府选择通过投资拉动经济，是因为中国存在两个客观的有利条件，可以使投资成为有力的政策工具抓手，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中国当前还处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追赶阶段，有大量的投资潜力和投资机会。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在范围和能力上都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美欧等发达国家为什么选择刺激消费而不是加大投资？因为他们的投资机会并不多，资本缺乏可盈利的预期。资本天生就愿意到最有回报的地方去，这是全球化给西方国家带来的约束，于是很多资金都流向了中国、印度。另一方面，西方政府虽然也有产业政策，但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不强，对经济的干预也会受到一定限制。

很多人直观感受觉得投资拉动经济的获得感不强，这其中的原因也可以从两方面看：

第一，这两年很多投资投向了偏远地区，投向了水利等基础设施，从长期发展来看，从保障粮食安全来看，这些投资是必要的。然而回到微观角度，这些投资项目的回报毕竟是比较有限的，经济效益会弱一些。

第二，投资链条拉动宏观经济的效果一直在减弱。面对经济下行压力，需要靠投资促进增长，但高强度的投资却使得资本的边际效益在下降。这并不单纯是投资的问题，而是整个宏观经济的种种因素综合导致的。

尽管投资面临很多问题，但2023年我国或会继续进行较大力度的投资，特别是新基建、房地产等。

澎湃新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这是否意味着过去以投资为主的经济政策要转向抓消费？2022年在一系列提振消费的举措之下，消费数据依旧低迷，您认为还能采取哪些举措去刺激消费？消费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彻底摆脱疫情的影响？

卢锋：政策上强调消费起基础作用，投资起关键作用。但这几年消费的基础作用发挥得并不好，这与疫情和产业政策都有关系。这并不是说政府不愿意推动消费复苏，只不过客观条件与政策目标结合后客观派生抑制消费的情况。另外经济政策主要救助的是企业主体，这是有道理的，但疫情防控背景下，几乎所有资源全部集中在企业部门，导致最终消费不足，对企业的救助也受到限制。

国外采取了更多拯救消费市场的政策措施，我觉得中国没必要完全照搬他们的模式，我们在抓投资和抓消费之间，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权重分配。2020年到2021年初，美国的刺激政策将较大比例直接或间接地投向住户部门，就如同老百姓一般的印象——直接发钱。我国自然没有必要照搬西方模式，但是不妨碍我们可以拿出一定比例的资源来支持消费。尽管过去两年部分地方也发了消费券，低保支出也有所增加，但相对力度太小，在疫情直接和间接掣肘消费的背景下，政策的逆向调节作用其实可以更加积极一些。今年随着疫情政策转变消费形势一定程度会改观，但是考虑这几年疫情冲击对居民部门不利影响可能产生“疤痕效应”，今年在促投资与促消费的力度分配上，仍有必要做适当的调整和政策倾斜，加大通过向老百姓转移支付促消费的力度。

这几年宏观经济的结构性特点是内需不如外需，需求不如供给，不过大家普遍看好2023年，因为疫情防控政策发生了实质性调整，这对于消费恢复是至关重要的。粗略估计，2022年经济回落中至少有2个百分点与疫情政策的掣肘有关系。当前全国正经历大规模感染的阶段，扛过这一段极为困难的时期后，有理由相信宏观经济会转好，有助于居民部门修复家庭资产负债表，提供收入转好和消费提升的机会。再分配工具适度向居民倾斜，将促使消费相对较快地复苏。

澎湃新闻：2022年虽然宏观经济增长不及预期，但居民部门的储蓄率还是在增加的。您认为刺激消费除了进行补贴、增加就业和收入外，是否还需要动用居民部门的存量财富？

卢锋：造成居民储蓄率增长的最重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疫情防控使得原有的很多消费无法实现了，比如餐馆堂食、旅游、娱乐性活动等，甚至有些人因为无法理发就在家自己剪头。原本应有的消费没能花出去，这个钱就存了起来，但实际上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类特殊强制性储蓄会产生效用损失。

第二，储蓄增加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房地产行业不景气。因为房地产受行业监管政策的影响出现明显下滑，买房、装修等房地产相关行业的消费明显下降了。

此外，由于2022年经济不景气，很多人赎回了基金等投资，资本市场相对低迷，原先用于投资的资产变成了储蓄，也拉高了居民部门的储蓄率。

分析了原因后，2023年就要付诸改变。对于疫情带来的限制，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此前我们认为可能要到一季度末甚至二季度，不过从目前情况看，我个人认为或许可以提早一些，到春节后的二月消费可能就会显著回暖。

然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疫情三年对百姓预期心态的影响，其所产生的“疤痕效应”是很难预估的，百姓消费会不会出现心态上的变化出现新情况，这方面有待观察。

澎湃新闻：经济形势是影响就业的首要因素，2022年全国青年人就业面临很大压力，这些压力是否会在2023年得到充分释放？您怎么看今年的整体就业形势？有什么建议？

卢锋：据我估算，2022年是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人失业率相当高的一年，或许仅次于改革初年由于知青大规模回城派生的阶段性青年就业压力。去年的失业率上升，与知青回城就业增加失业压力和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企改制导致的失业困难并不同。这是第一次主要是由于宏观经济增长不及预期、通过中国奥肯关系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异动，包括失业率显著上升。

上世纪80年代知青回城和90年代国企转制度伴随大规模下岗即失业率抬升，其原因在于改革解决历史上体制遗留问题，特别是90年代国企改革带来社会痛苦，然而对经济长期效率提升发挥重要积极效果。2022年主要由于宏观经济不景气派生这一次失业率抬升，我们也要从中总结经验从社会付出代价中获得回报。

基于疫情管控变化，有理由认为就业形势会向好的方面变化。2022年全国因为疫情管控，很多大城市的经济增速大幅下降，而吸纳解决青年人就业能力最强的就是大城市。疫情冲击给人口密度高的大城市带来了更重的负担。

与此同时，2021年产业政策对教培、房地产、互联网等进行了大力度监管，这些都是吸纳就业能力很强的行业，他们进入相对低迷的状态，自然会导致失业率特别是青年人失业率抬升。应当对产业政策进行适当调整，我相信很快就会形成对就业市场的边际改善。

澎湃新闻：当前外部环境动荡不安，“三重压力”仍然较大，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影响。展望未来，您认为2023年我国经济还将可能遇到哪些问题和困难？

卢锋：今年经济发展的情况可能取决于五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第一，疫情的影响是否会越来越弱，这是流行病学的问题，但具体疫情发展的方向、走势，以及过渡期有多长，这些都是不确定的。

第二，宏观政策在过去几年中有过起落，总体讲还是比较积极的，包括特别国债、一揽子措施和接续措施，近期又接连降息、降准，这几乎是不断在追加刺激。但这些措施能否跨越流动性陷阱？还要看今年刺激经济的宏观政策如何加力增效，这方面还有不确定性。

第三，要看监管政策纠偏的程度和效果。一些产业政策的变化能够达到怎样的最终效果，目前还很难讲。

第四，外部环境看空，内需的恢复情况存在不确定性。过去三年，外部需求对GDP的绝对贡献平均为每年1.3-1.4个百分点，相当于整个GDP增速的25%-30%。目前情况可以预判到，2023年外需将出现下滑，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内需要弥补外需减速的缺口。如果要实现5%的增长，内需增长至少要超过6%。

第五，民营经济恢复与发展的情况还有不确定性。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并不是过去一年的问题，也不只是疫情三年的问题，实际上疫情前就已经出现了。比如疫情前民营经济就已经出现了动力不足的先兆，很多改革也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方面民营经济的恢复、发展，以及突破瓶颈还有着不确定性。

澎湃新闻：您如何预判2023年的经济增速？您认为还应该注意些什么？

卢锋：2023年我国经济利好因素多于不利因素，走出疫情后较快复苏是大概率事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度也有望显著上升。然而同时伴随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对于增速预测也有一定分歧。

我认为，疫情防控与积极宏观政策释放的增长动能足以对冲不利因素影响，使得2023年经济增速复苏回升到5%上下。如果房地产和平台监管领域纠偏措施比较得力，提振民企发展信心工作取得较好成效，疫情策略转换一次性冲击影响较为有限，经济复苏有可能加速提升到6%上下，达到近年潜在增速水平。

然而要推动出现多年久违的新一轮像样的景气增长，快速缩小疫情期累积增长缺口，仍需要像吴敬琏老先生强调得那样：“迈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步子”，在体制改革创新方面有重要系统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