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已有九人被查，三人被“双开”。

近日，云南省纪委监委网站公布四名农信系统人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同日还有三人被“双开”。而就在十天前，云南省纪委监委才通报过五人接受审查。

据统计，自12月以来，云南农信系统已有12人相继“落网”，这场反腐风暴已将云南农信系统裹挟至漩涡中央。

值得关注的是，在金融反腐肃清流毒之下，风险化解也提上日程。近期，云南省政府已安排44亿元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向9家中小银行注资“输血”。

拔出萝卜带出泥

12月18日，云南省纪委监委网站公布四名农信系统人员接受审查通报，具体为：云南昭通昭阳农商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赵光唯;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昭通办事处原党组成员，云南昭通昭阳农商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杨舜;宁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原信贷部经理徐伟;元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澧江信用社主任薛承伟。

同日，还有三人被“双开”，分别为勐海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原党委副书记、主任朱建刚;云南昭通昭阳农商行信贷管理部原经理张洪勇;云南昭通昭阳农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胡波。

而就在十天前，云南省纪委监委网站于12月9日通报5人接受审查：云南华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行长李江民;元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施朝明;元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沈洪平;景谷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杨发科;宁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原党群部副经理邹蕾。

昭阳农商行沦为反腐“重灾区”，原行长赵光唯、董事长杨舜双双被查，原副行长胡波和信贷管理部原经理张洪勇被“双开”。

处分通报中，重点提及胡波和张洪勇两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礼金、接受旅游和高档宴请;未按审慎经营原则对信贷业务进行管理，造成信贷风险;向不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发放贷款，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犯罪。

在反腐高压之下，云南省联社事实上自2015年就开始了人事动荡。

云南省农信社号称“云南最大的银行”，却在罗敏、万仁礼、蒋兆岗“三驾马车”的带领下走向迷途。罗敏为原省联社党委副书记、主任，万仁礼为原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蒋兆岗为原党委书记，2015至2018年，三人先后落马，对云南农信政治生态造成严重破坏。

一石激起千层浪，自2018年开始，省联社开始对过往选人用人情况进行全面清理排查。截至2020年，对2011年以来，蒋兆岗、万仁礼、罗敏任职期间违规提拔的63名干部进行分类处置，其中免职2人、降职1人，对违规违纪干部撤职6人、“双开”6人，对履职不力、不担当、业绩差的12名干部调整改任非领导职务，对41名“带病”干部进行免职、降职和改非，彻底破除过去一段时期任人唯亲、重背景、看关系的错误导向。

仅就2020年，云南省联社党委给予省联社管理的干部党纪处分42人次，政务处分17人;移送涉嫌犯罪8人的问题线索到当地公安部门进行立案;对22家信用社违规违纪情况、5名个人违规违纪情况进行了通报。

2021年新年伊始，省联社党委书记倪立就曾表示：“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云南农信的所有工作，要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把‘实’的作风做下去，巩固好2020年的成果。将持续抓好全省农信社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推动农信社高质量发展。”

规范“一把手”用权亦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点。今年9月，云南省联社迎来新任主任，原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副行长边庆出任云南省联社主任。在边庆之前，云南省联社主任和理事长均为倪立。

专项债注资救济

农信社的腐败问题多发生于信贷审批、人事调整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环节。随之招致而来的信贷风险和大额不良贷款问题后患无穷，风险化解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主线。

在中小银行资产质量承压，资本补充压力较大的背景下，2020年7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允许地方政府专项债合理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后，财政部安排了2000亿元专项债券额度，支持20个地区的中小银行补充资本。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共发行中小银行专项债1594亿元。

政府专项债是政策支持中小银行“补血”的创新渠道。9月22日，云南省财政厅决定发行第一期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12月15日，云南省国有金融资本控股集团获批向9家中小银行以专项债形式注资入股，金额合计44亿元。

本次注资对象包括七家农信联社和两家农商行，昭通农商行也在其列。具体为云南瑞丽南屏农商银行、南昭通昭阳农商银行、曲靖市沾益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宣威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个旧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曲靖市麒麟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昆明市五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富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云安宁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股权变更完成后，云南金控集团持有瑞丽南屏农商银行、昭阳农商银行比例分别为28.57%、25.64%，持有个旧市农信联社比例49.26%，其余6家农信联社股份比例均达到50%以上。

改革修复系统生态

农信系统腐败问题高发，与管理模式混乱有一定关系。

近年来，农村信用联社时有案件发生。除云南省联社之外，全国31个省区市中，辽宁、陕西、安徽、四川、内蒙古、山西、海南、山东等近10个省级农村信用联社，也有“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落马。

从管理模式上看，目前农信系统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细分成多种模式，其中大多数地方所采用的是所谓“省联社—县级联社二元体制”，各县级联社作为独立法人，省联社负责日常业务监督与管理，属于行政机构。近年来全国各地县级农信社绝大部分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省联社扁平化管理县级农商行，承担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

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莫开伟曾在《农信社缘何腐败频发》一文中分析道，用强力的行政手腕管理农商行系统，自身又缺乏有效权力监督体系，这就是一些省联社腐败问题高发频发的重要原因。

新一轮省联社改革也在监管层的推动下开始启动。今年1月，2021年中国银保监会工作会议提出“有序推进省联社改革试点”。对于省联社改革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今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改革要从实际出发，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办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要按照所有制结构，把党的关系搞清楚，党的管理和党的领导要加强，同时要进行清产核资，处置一些不良资产，还要追回欠款。

今年7月，在上半年银行业保险业运行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叶燕斐透露，大多数省区已经报送了深化省联社改革的方案。各省市已按照问题导向，把省联社改革、农信社小法人改革和风险处置三方面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业内人士表示，省联社改革需各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选定省联社的具体改革路径。同时，要保持与农信机构的改革方向相一致，即坚持市场化、法制化、企业化的改革方向，坚持农信机构服务“三农”、保证县域法人地位稳定这一原则，同时要加大金融科技方面的投入和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农信机构的金融科技应用水平和竞争能力，实现数字经济大潮下农信机构健康、高效、可持续发展。